尚德缓刑书

作者：【汉】路温舒

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1]；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2]。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大宗[3]。由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故桓、文扶微兴坏[4]，尊文、武[5]之业，泽加百姓，功润诸侯，虽不及三王，天下归仁[6]焉。文帝[7]永思至德，以承天心[8]，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9]，一[10]远近，敬贤如大宾[11]，爱民如赤子，内恕[12]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是以囹圄[13]空虚，天下太平。夫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无嗣，大臣忧戚，焦心合谋，皆以昌邑尊亲，援而立之[14]。然天不授命，淫乱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祸变之故，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故大将军受命武帝[15]，股肱[16]汉国，披肝胆，决大计，黜亡[17]义，立有德[18]，辅天而行，然后宗庙以安，天下咸[19]宁。

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20]。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21]，涤烦文[22]，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

臣闻秦有十失[23]，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24]，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25]。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26]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生[27]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28]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29]，实祸[30]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31]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力[32]安家，然太平未洽[33]者，狱乱之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34]。《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35]。”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殴[36]，以刻[37]为明。深[38]者获公名，平者[39]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40]。是以死人之血流离[41]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42]，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43]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44]痛，则饰辞以视之[45]；吏治者利其然[46]，则指道以明之[47]。上奏畏却[48]，则锻练而周内之[49]。盖奏当之成[50]，虽咎繇[51]听之，犹以为死有馀辜。何则？成练者众[52]，文致之罪[53]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54]而亡极，偷[55]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56]，议不入。刻木为吏[57]，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58]，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

臣闻乌鸢[59]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藏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垢[60]。”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61]，天下幸甚。

注释：

[1]“齐有”二句：春秋时齐僖公侄子无知杀齐襄公（僖公子）而自立，齐人杀之。襄公弟小白自莒返都即位，为齐桓公（前686—前643年在位）。尊王攘夷，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2]“晋有”二句：春秋时晋献公夫人骊姬欲立其子奚齐为太子，谮杀太子申生，并逐群公子，献公死，奚齐立，晋人杀之，骊姬也被杀。献公子重耳自秦返国即位，为晋文公（前636—前628年在位）。尊王胜楚，成为霸主。伯（bà霸），通“霸”。[3]“近世”三句：汉高祖生前欲立宠姬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高祖死后，吕后杀赵王、戚夫人，立太子刘盈，为惠帝。惠帝死，吕后临朝称制，分封诸吕为王侯，掌握实权。吕后死，诸吕拟发动叛乱，为太尉周勃等所平定。高祖中子（薄姬所生）代王刘恒入为皇帝，为孝文帝（前180—前157年在位）。与民休息，与景帝时期被称为文景之治。按宗法制度，以始祖的嫡长子为大宗，其他为小宗。景帝即位，丞相申屠嘉等奏：孝文皇帝盛德，“高皇帝宜为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宜为太宗之庙”。从之。太宗即大宗。[4]桓、文：齐桓公、晋文公。扶微兴坏：即兴灭继绝。语出《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5]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分别为商末周族首领、西周王朝建立者。古时称为圣王。[6]天下归仁：《论语·颜渊》：“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7]文帝：即孝文帝。[8]天心：天意。汉代人以为天有意志，主宰一切。这与晚周人以天为自然和无意志的天道不同。[9]梁：桥梁。[10]一：统一。用作动词。[11]大宾：诸侯一级来宾。《周礼·秋官·大行人》汉郑玄注：“大宾，要服以内诸侯。”[12]内恕：存心宽厚。[13]囹圄（líng yǔ玲雨）：牢狱。[14]“昭帝”八句：汉昭帝死（前74年），因无嗣子，大臣霍光等迎立昭帝之兄子昌邑王刘贺为帝，昌邑王即位后行淫乱，霍光等大臣定计废黜之（后死于豫章）。援：引。[15]“大将军”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昭帝年幼即位，他受武帝遗诏辅政。[16]股肱（gōng工）：辅佐。[17]亡（wú无）：通“无”。[18]立有德：指迎立宣帝。霍光等废黜昌邑王后，奏请皇太后迎立武帝曾孙病己（即刘询），是为宣帝（前73—前49年在位）。奏语云病己“躬行节俭，慈仁爱人”。[19]咸：皆。[20]“春秋”二句：《春秋》大义主张君主必须以正道即位，这是为了尊重天下的一统，而慎重于政治的开端。大，尊重。一统，指基于文化统一上的政治统一。《公羊传·定公元年》：“正月者，正即位也。”《谷梁传·桓公元年》：“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21]统：指政统、君统。[22]烦文：指严刑峻法。[23]秦有十失：秦有十大无道。指铸金人、筑长城、造阿房宫、营骊山陵、求不死药、焚书坑儒、用治狱之吏等。[24]羞文学：以人文文化为可耻。[25]“贱仁”二句：贱，以之为贱。贵，以之为贵。[26]遏过：批评过失。遏：阻止，批评。[27]盛服先生：衣冠整齐的先生。指有修养的学者。[28]郁：郁积。[29]“誉谀”二句：俱指秦始皇而言。[30]实祸：实在的祸患。[31]金革：兵甲，代指战争。[32]勠力：努力。[33]洽：周遍。[34]绝：断。属：连。[35]“与其”二句：《汉书·路温舒传》唐颜师古注（以下简称颜注）：“《虞书·大禹谟》载咎繇之言。辜，罪。经，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狱宜慎，宁失不常之过，不滥无罪之人，所以崇宽恕也。”[36]殴：同“驱”。[37]刻：刻薄严酷。[38]深：义同“刻”，刻薄严酷。[39]平者：执法公平者。[40]“自安”句：狱吏保全自己的办法是滥杀无辜的人。[41]流离：淋漓。[42]大辟：死刑。计：考核，指朝廷对死刑案的终审。[43]棰楚：杖刑。棰：木棍。楚：荆杖。[44]不胜：不堪。[45]饰辞：编造口供。视：示。之：指囚人。[46]“吏治”句：狱吏的上司认为这种屈打成招的方法很便利。[47]指道：指点。之：指（其他）狱吏。[48]“上奏”句：上奏（死刑判决文书）怕被驳退。却，退。[49]锻练而周内（nà纳）之：编造罗织罪状。练，通“炼”。内，通“纳”。周内谓周密地陷人于罪。[50]奏当之成：颜注：“当谓处其罪也。”[51]咎繇（gāo yáo高姚）：即皋陶，舜之臣，掌刑狱，善听狱讼。[52]成练者众：罗织的罪名很多。[53]文致之罪：诬蔑不实的文辞所构成的罪状。[54]残贼：《孟子·梁惠王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55]偷：苟且。[56]画地为狱：相传上古于地上画圈，令犯罪者立圈中，以示惩罚。[57]刻木为吏：以木雕刻成的狱吏。颜注：“画狱、木吏，尚不入、对，况真实乎？期犹必也。议必不入、对。”后始以刻木为吏指狱吏之苛刻无心肝。[58]离亲塞道：离间亲人，堵塞人道。指告密成风而言。[59]鸢（yuān冤）：老鹰。[60]“山薮”四句：颜注：“《春秋左氏传》载晋大夫伯宗之辞。诟，耻也。言山薮之有草木则毒害者居之，川泽之形广大则能受于污浊，人君之善御下，亦当忍耻病也。诟音垢。”[61]与天亡（wú无）极：颜注：“与天长久，无穷极也。”

第18章 尚德缓刑书

赏析：

西汉路温舒《尚德缓刑书》，是一篇富有文化意义的历史文献，也是一篇富有文学价值的散文作品。

元平元年（前74），汉昭帝死，霍光等大臣迎昌邑王刘贺即皇位。昌邑王行淫乱，在位二十七日被废黜。霍光等又迎生长于民间的武帝曾孙刘询即皇位，是为汉宣帝。次年，改元本始元年（前73）。《汉书》卷五一《路温舒传》：“会昭帝崩，昌邑王贺废，宣帝初即位，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并着录上书全文。可见班史之郑重此事。本文主题是尚德缓刑这一政治主张，因此当了解其思想背景与历史背景。

汉代承因秦法为治，法家政治馀烈犹酷。法家政治学说核心，是由不信任人性和维护绝对君权，而主张“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主张刑治即高压专制。与之相反，儒家政治思想核心，则是由信任人性本善和民本、民贵、君轻，而主张“尚德缓刑”，主张仁政即人道政治。秦代实行法家政治，“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史记·秦始皇本纪》），政治极其黑暗残暴。由《汉书·百官公卿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政治制度上，汉代是承秦制。由《汉书·高祖本纪下》十一年二月诏书并举周公、齐桓为政治典范，以至《汉书·元帝本纪》载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则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实际政治上，汉代相当程度地是继承秦法。所谓王霸杂用，实具有外儒内法的性质。具体说，汉承秦后，虽经文景之治，使民休养生息，对秦代法家政治有相当程度的改变，但是刑法犹十分严酷。汉代自高后执政（前187—前180），酷吏即史不绝书，至武帝时期（前140—前87），遂愈演愈烈。《史记·酷吏列传》记载：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人“相连坐千馀家”，“不过二三日”，杀人“至流血十馀里”。“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由此可知，专制君主的主动要求，是酷吏政治的根源所在；而在此种狰狞恐怖的酷吏政治下，当时人间无异于一座地狱。代表着人民而对这种残暴政治进行抗议的士人，前有司马迁，后有路温舒。司马迁是用史笔进行抗议，而路温舒则是以谏书作正面的呼吁。

《尚德缓刑书》分为四段。第一段，借重于历史之经验，郑重言宣帝之即位。这是全文之引子，作者用了重笔来写。作者首先列举无知祸齐而桓公以兴，骊姬乱晋而文公用伯，诸吕作乱而文帝为大宗的史事，进而分析桓、文、文帝之所以成功，是由于“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恩”，即实行政治改革，“泽加百姓”，“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最后，指出昌邑王以淫乱被废，宣帝以有德而立。这是表示宣帝即位一事，与上述史事极为相似，而上述历史经验值得鉴取。作者用重笔写此段，是为了提醒宣帝郑重于即位之初，把握住即位之初。这就足以导向主题，即改过从新，尚德缓刑。

第二段，突出即位之初，应当改过从新，实行政治改革。“《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是指出改革政治的文化依据。“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统”，是指出改革政治的现实需要。“涤烦文，除民疾”，是指出改革政治的核心任务。依《春秋》大义，君主之所以必须以正道即位，是为了尊重天下的一统，慎重于政治的开端。具体说，君主即位应当以政治有道改变政治无道。在当前，就是要革除繁重严酷的刑法，解除人民大众的痛苦。上文“必有异旧之恩”，此处已明确地指出之。上段是从即位之初一事，导向改过从新、尚德缓刑这一主题，此段则是直接推出政治改革纲领，亦即直接推出主题。此段篇幅虽小，却是本文关键所在。

第三段，痛陈酷吏政治何以必须革除，乃是本文结构中的主体部分。作者首先指出，酷吏政治是反文化反道德的秦朝法家政治的集中体现，亦是秦朝自取灭亡的一大原因；然后揭示，酷吏政治仍是本朝政治的现实存在，并是本朝“太平未洽”的根本原因。自论说文体的角度以观之，路温舒指出汉朝政治与暴秦具有一致性，是足以深切着明何以必须革除酷吏政治这一论说主题；自历史文化的角度以观之，作者指出本朝政治与暴秦具有一致性，则足以表明“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一语）与批判精神，亦足以体现出他们为人民争生存权利的良知与道德勇气。作者又提出“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这一法律思想命题。大命，正是指人民的命运及由人民命运而来的国家命运。作者进而揭露酷吏政治下的现实，是司法官吏竞相“以刻为明”、量刑必重、“皆欲人死”的司法风气，造成“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的社会惨状。作者深入揭发酷吏政治的内幕，是司法官吏使用编造罪名、屈打成招的刑讯手段。而主管官员更把这种手段指点传授给所有司法官吏，形成以逼、供、信为本质的司法程序。且不仅是编造罗织罪名强迫囚犯冤屈地认供，也是用这编造罗织的罪状，来骗取朝廷终审的认可。作者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狱吏草菅人命、贼仁残义，乃是人民之公敌；狱吏败坏法律、败坏人伦人道，乃是天下之大患。此段“死人之血”三句，“画地为狱”四句俗语，直画出一幅酷吏政治下血淋淋的狰狞可怖的人间地狱图。由此来读此段首尾相呼应的“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此所谓一尚存者也”，实际是警告：若不革除酷吏政治，则汉之为汉，将无异亡秦。

第四段，提出必须废除诽谤（指议论是非）罪。作者强调，废除诽谤之罪，才能“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达到天下太平。作者在主张尚德缓刑、废除狱吏政治的同时，特别要求废除诽谤罪，用意至为深远。依中国文化传统，能否接受政治批评，是君主是否明智，政治是否有道的重要标尺。《尚书·商书·说命中》即云：“唯木从绳则正，后（指君主）从谏则圣。”而能够接受政治批评的主要标尺，则在于形成一个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政治风气。如《尚书·周书·洪范》云：“谋及庶人。”《国语·周语上》云：“为民者宣之使言。”《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云：“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子产不毁乡校，曰：“是吾师也。”从刑法角度说，定诽谤罪，则易开滥刑之风。所以，作者以“诽谤之罪不诛”收束全文，实是尚德缓刑主题之高扬，亦是中国文化政治智慧之凝聚，意味深长。

《尚德缓刑书》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此书不仅深刻揭露了汉代黑暗残暴的酷吏政治，而且体现出汉代士人直面黑暗政治，敢于为人民伸张正义的道德勇气，力争以文化理想扭转现实政治的传统风范。依中国文化，天道（相当于希腊斯多亚派学说之自然法），是人类普遍具有的道德人性的终极根源，亦是人类生活的终极法则。因此，政治法律都应当服从于天道这一终极法则，政治应当是道德政治而不能是刑法政治。在儒家士人看来，以刑治为特征的法家政治，是违悖天道与人性的。路温舒所提出的尚德缓刑，革除酷吏政治，思想依据即在于此。在汉代，酷吏以武帝之世为烈，而循吏（奉法循理之官吏）则以宣帝之世为盛（参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五《循吏酷吏之出视上之趋向》条）。宣帝是杂用霸王道之君主，其政治局面之被逐渐扭转，显然是与汉代士人如路温舒们的奋斗努力分不开的。

《尚德缓刑书》也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第一，体现了西汉散文向上一路的醇厚风格。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说：“汉文醇厚”，“本经立义，秦亦不能如汉也”。又说：“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汉家文章，周秦并法。唯董仲舒一路无秦气。”此文正是醇厚无秦气的向上一路的汉家文章。这种醇厚的文风，是由深厚的情感和深厚的学养而生成。“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等语，沉痛恻怛，不仅体现出作者对人类生命价值与尊严之维护，亦足见作者同情心之深厚。依据《春秋》大义以立论，则足见其学养之深厚。第二，论证严密，真实感强。作者援引历史教训，依据《春秋》大义，针对现实，提出革除酷吏政治的主张，进而层层分析酷吏政治的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论证严密，使文章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但是，这种说服力又不仅来自推理分析，而且来自对现实存在的真实感受。文中揭发“治狱之吏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种种黑暗内幕，尤其援引当时俗语“刻木为吏，期不对”，反映人民对刑讯逼供所抱有的决不认供的共识，都具有极其强烈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系来自作者的切身经验。《汉书》本传载路温舒出身狱史，历官至廷尉史，可知他对刑狱上下之内幕，无辜人民之苦难，无不深深了解。唯温舒与一般狱吏不同，他有未泯灭的良心，且“又受《春秋》，通大义”（本传），更培养了他的良知。第三，骈散兼行，文句工俪，所以是标志汉代文章从散文向骈文发展的一篇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