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伯之书

作者：【南北朝】丘迟

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

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1]，朱轮华毂，拥旄万里[2]，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3]，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

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4]，以至于此。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朱鲔涉血于友于[5]，张绣剚刃于爱子[6]，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夫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7]。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

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将军独{?}颜借命，驱驰毡裘之长，宁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8]；姚泓之盛，面缚西都[9]。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焦烂。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藁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10]，吴子之泣西河[11]，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

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当今皇帝盛明，天下安乐。白环西献[12]，楛矢东来[13]。夜郎滇池，解辫请职；朝鲜昌海，蹶角受化[14]。唯北狄[15]野心，掘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总兹戎重[16]。吊民洛汭，伐罪秦中[17]。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怀，君其详之。丘迟顿首。

注释：

[1]开国称孤：开建邦国。孤，王侯自称。502年4月萧衍称帝后，陈伯之“进号征南将军，封丰城县公，邑二千户”（《梁书·陈伯之传》），并依旧任江州刺史。晋以后封爵，自郡公至县男，皆冠以“开国”之号。[2]拥旄万里：拿着朝廷颁发的旄节，号令一方。《文选》李善注引荀悦《汉纪》有“今之州牧，号为万里”的说法。[3]奔亡之虏：逃亡投敌分子。502年，疑心很重的陈伯之，受野心分子褚{緭}等人的蛊惑，叛梁降魏（详《通鉴·天监元年》及《梁书·陈伯之传》）。[4]猖獗：倾覆、失败。[5]朱鲔涉血于友于：朱鲔（wěi），王莽末年绿林军将领，曾劝更始帝刘玄杀害光武帝刘秀之兄伯升。后刘秀攻洛阳，鲔坚守。刘秀令岑彭劝降，鲔曰：“大司徒公被害，鲔与其谋，诚知罪深，不敢降耳。”刘秀复令彭往说：“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遂降。友于：兄弟。[6]张绣剚刃于爱子：《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年，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四年冬十一月，张绣率众降，封列侯。”[7]不远而复：《易·复》：“不远复，无只悔，元吉。”《正义》：“不远复者，是迷而不远即能复也。无只悔元吉者，只，大也，既能速复，是无大悔，所以大吉。”[8]慕容超：十六国时南燕君主。刘裕北伐，生擒之，解赴建康斩首。东市：原为汉代长安处决犯人之处，后泛指刑场。[9]姚泓：十六国时后秦君主。刘裕伐泓，长驱入关。王镇恶克长安，生擒姚泓，斩于建康。西都：长安。[10]廉公之思赵将：廉颇，赵之良将。赵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乐乘，遂奔魏，魏不能信用。赵王思复得廉颇，颇亦思复用于赵。然因使者之言以为老，遂不召。廉颇入楚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11]吴子之泣西河：吴起治西河之外，王错谮之于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下，曰：“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见《吕氏春秋·长见》，又见于《观表》篇。[12]白环西献：《竹书纪年》卷上载帝舜有虞氏时，“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玦”。[13]楛矢东来：《国语·鲁语下》：“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此两条引用典故，言梁朝之盛明。[14]夜郎滇池，解辫请职：古夜郎国在今贵州桐梓东。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夜郎王始倚南越，南越已灭，夜郎遂入朝。古滇池国，在今云南昆明一带。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以为益州郡。《史记·西南夷列传》称夜郎、滇等民“皆魋结（椎髻）”，巂、昆明“皆编发”。解辫请职谓改易风俗，服于中朝，请求封职。朝鲜昌海，蹶角受化：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定朝鲜，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昌海：即昌蒲海，一名蒲昌海，又名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馀里，广阔三百里。此言其附近诸国。蹶角受化谓以额角叩地，表示归顺。梁武帝萧衍甫即位，即封高句骊王高云为车骑大将军，百济王馀大为征东大将军，见《梁书·武帝纪》。[15]北狄：指北魏。古代对北方民族称狄。[16]“中军临川殿下”三句：《梁书·武帝纪》：“（天监四年）冬十月丙午北伐，以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都督北讨诸军事。”[17]洛汭、秦中：洛汭，洛水入黄河处，在河南洛阳、巩县一带。秦中，今陕西中部地区。当时均属北魏。

第33章 与陈伯之书

赏析：

《与陈伯之书》是一篇优美的骈体书信，系丘迟晚年之作。丘迟今存文章十三篇（见严可均辑的《全梁文》），诗十一首（见逯钦立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明人张溥认为，使丘迟能在文学史上站得住，“其最有声者，与陈将军伯之一书耳”（《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

一封书信产生了明显的政治作用，招降了八千叛军，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其中复杂的历史因素，有待于认真探讨。但是，它在文学上的成就，我们似乎可以从“尽言”和“尽情”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丘迟的同辈人刘勰（与迟同游于萧宏之门），在《文心雕龙·书记》篇里，对自汉以来的书札作了理论分析。他举出其中的优秀作品，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东方朔的《难公孙宏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扬雄的《答刘歆书》，虽然风采各异，但都具有感情充沛、气魄雄伟的特点。刘勰十分强调这些名家在书简写作上能自出机杼，灌注情感（“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刘勰进而总结书札“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如何“散郁陶”呢？应该文字畅达，发抒情性，曲尽心声（“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

“尽言”和“尽情”是互为依存的，以理服人，以势导人，离不开以情动人。而以情动人，总是有待于透彻的说理和敏锐的时势分析。应该说，在这个水平上看《与陈伯之书》，总是会有教益的。

从“尽言”来说，作者丘迟如仅以老朋友身分率直地向陈伯之进忠告，显然也是可行的，但必须审时度势，洞察隐情，打开对方的心扉。应该注意到，写这封信的时候（梁武帝天监五年[506]三月），形势有微妙的变化。前一个月，陈伯之打败了南方名将昌义之而威震江淮，而本月份北魏咸阳王元禧的儿子元翼等三贵胄投奔梁朝，使集结洛口的北伐军平添声色。此时此刻，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都显示了重要意义，如何将“劝降书”写得得体，能打动对方，的确是不容易的。

信是从肯定陈伯之的才干写起的。“勇冠三军”，“慕鸿鹄以高翔”等词色很重的奖借话头，不能看成虚美，是为“昔因机变化”作铺垫的。丘迟充分肯定了陈伯之四年以前随梁武帝萧衍引兵进围建康，消灭南齐东昏侯暴虐统治之举。但是，细按史书，陈伯之当年的起义是颇为犹豫的，说穿了，他是萧衍逼降的（逼降的经过，具详《通鉴·中兴元年（公元501年）》）。然而，参与讨伐东昏侯，毕竟是陈伯之政治生涯中最“光彩”的一页。没有对这一页的充分肯定，就树立不起陈伯之重新归义的信心与决心。然而，揄扬之笔也不能突兀生硬，总得有前因倚托。因此，“勇冠三军”云云虽稍嫌过誉，但把它放在“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这一段有滋有味的回顾之前，就特别中听，显得顺理成章。写到这里，再将过去的明智、显赫，与今日“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的卑怯加以对比，真使人愧煞，悔煞，难以自容。过去的评笺家，只从章法上着眼，认为这是一种“擒纵之法”，实质上这更是在“尽言”，是“言以散郁陶”，是对老朋友肝肠内热的开导，给老朋友解思想疙瘩。

信的第二段先是分析陈伯之失误的原委。“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针对陈伯之多疑的性格弱点，这一段剖析事理很细，很有层次。

陈伯之是一个“目不知书”、草莽起家的乱世英雄，在扰攘的齐梁之际，他发迹了。公元494年，他还是平西将军王广之军前的部将，过了四年就独当一面，升任冠军将军、骠骑司马，在淝口一带与北魏抗衡。再过一年即被东昏侯大用，为江州刺史都督前锋诸军事，据寻阳以拒梁武（萧衍），而寻阳则是齐朝西面的重镇。在齐、梁建康决战之际，他的确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了。当萧衍逼降他的时候，他“犹怀两端”，直到萧衍大军压境，他才杀了新蔡太守席谦“束甲请罪”。而他作了萧衍的江州刺史不到一年，就由“自疑”而投奔北魏去了。这个“自疑”是陈伯之性格中最突出之点，也是他反复无常的内在原因。政局急剧动荡，使军阀们最重视保存实力，计较眼前利害，陈伯之的反复与此有直接关系。丘迟紧紧抓住陈伯之“自疑”的性格特点，“抑扬乎寸心”，解陈伯之的思想疙瘩，可谓深中肯綮。天监元年（502），陈伯之“沉迷猖獗”，叛梁降魏，第一位的原因至少是“不能内审诸己”（自己没有主见），同时也不能忽视“流言”的蛊惑作用。对于朋友的这个严重的历史问题，如有意回避，则进言就不真诚，对方必难以置信；如过于追究个人责任，这个“草莽英雄”也会产生对立情绪，听不进忠告。只有这样设身处地、推心置腹的分辨是非，才显得出老朋友之间“肝胆相照”的友谊。关于陈伯之的“沉迷猖獗”，《梁书·陈伯之传》的记载是清楚的：彼时有个野心分子褚{緭}，在建康钻谋不到好职位，看到“陈伯之拥强兵在江州……有自疑意”，于是就跑到江州撺掇陈伯之。而陈的亲信邓缮、戴永忠“并乘伯之愚{闇}，恣行奸险”。而恰在这时，注目江州的梁武帝萧衍，又派陈伯之的儿子陈虎牙从京城到江州“私戒伯之”（《通鉴》），并委派替换邓缮的人，于是矛盾激化了，陈伯之在一群策反者的包围下，作出了投降北魏的决定。丘迟在这桩历史公案面前是非清楚，诘责极有分寸。信中持论如此正，陈义如此高，自会令人心折。然而，丘迟的“尽言”尚不止此，他要把陈伯之疑惧的根子挖出来。信的第二段接着极论梁朝宽大政策，远引历史着名事例，近举陈伯之切身私事，反复设譬，层层论证，就是这个用意。对比刘秀、曹操不念旧恶，“将军无昔人（朱鲔、张绣）之罪，而勋（指讨东昏侯）重于当世”，就很有说服力；引证《易经》上“不远而复”的话，强调“迷途知返”，就有理论根据。真心话自与真感情相伴而至，丘迟语重心长地告诉陈伯之，“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陈伯之牵肠挂肚的事释然于心，自会相信“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是真的。这样理惬情真的劝说，对方不能不动心，不能不考虑。

第三段进一步剀切地陈述现实的利害，“尽言”“尽情”又有所深入：而今梁朝君臣相得，荣华富贵可以“传之子孙”的情景，是陈伯之衷心向往的。而侧身异族的危殆，不论从历史和现实讲都是严峻的；何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都是可以复按的事实。光说北魏宣武帝元恪即位以来，统治中枢的激烈政争就够怵目惊心了。公元501年宣武帝的叔叔咸阳王元禧图谋起兵被杀。公元504年北海王元详遭权臣高肇之忌，被囚暴卒。推前几年（497）因孝文帝迁都洛阳，血案迭起：太子元恂，贵胄元业、元隆、元超，大臣穆泰等相继被杀。由于南北对峙，边境上常有叛降之事发生，而公元505年竟有三个北魏重要人物降梁：正月，骁骑将军镇守合肥的夏侯道迁降梁。二月，氐王杨集起、杨集义叛魏，断汉中粮道。十一月，益州刺史王足奔梁（均见《通鉴》天监四年）。接触这些敏感的事实，陈伯之会有一种“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的危机感，不能不认真自谋。

第四段宕开笔墨写“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迷人醉人的江南春景，和第二段“高台未倾，爱妾尚在”的温馨生活联系起来，怎能不使陈伯之动归首之情？紧承这一段朴素优美的写景文字，接踵而来的是回肠荡气的抒情排句“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把感情推向高潮。人们历来激赏“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等四句，认为这是写活了江南暮春绮丽的风光。人们也承认这写景名句有强烈的移情作用。然而，似乎还应该注意到，这些写景名句，只有如此这般地镶嵌在《与陈伯之书》里，才显出非凡的动魄悦魂的力量。人们眷恋故土的感情是沁透心脾的。中唐诗人刘商在他颇负盛名的乐府诗《胡笳十八拍》第六拍中写道：“怪得春光不来久，胡中风土无花柳。”南方旖旎的花柳春光，对羁留北土的蔡文姬当然是不堪回首的。晚唐诗人钱珝在他的七绝《春恨》之一里写道：“负罪将军在北朝，秦淮芳草绿迢迢。高台爱妾魂消尽，始得丘迟为一招。”把陈伯之的故国之思理解得较全面，既包括故土的眷恋，也有亲人的萦怀。丘迟的信从这两个方面较深地触动了陈伯之的思绪，一定程度上叩开了叛将的心扉。

第五段既是必不可少的收束，也有一点宣传势头。夸张梁朝的“盛德”服四夷，是空泛一些，但特别提示此次身膺北伐重任的是临川王萧宏殿下，却值得玩索。萧宏此次挂帅，不仅因他是梁武帝萧衍之弟，“明德茂亲”，来头不小；尤其在“北人”眼里有不寻常的反响：“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梁书·太祖五王传》）。陈伯之自然是“北人”中之一员，他对萧宏北伐将会有怎样的反响，丘迟秉笔时一定有过掂量。

必须看到，丘迟写这封信具有权威身分。丘迟的这种权威身分，陈伯之是明确意识到了。时代略晚于丘迟的历史学家刘璠（510—568），在《梁典》里记述：“帝（萧衍）使吕僧珍寓书于陈伯之，丘迟之辞也。伯之归于魏，为通散常侍。”（转引自《文选》李善注）这一条史料值得重视，它明确告诉我们：《与陈伯之书》是梁武帝萧衍授意吕僧珍让丘迟起草的。吕僧珍是梁武帝的亲信大臣，梁武帝受禅后他是“散骑常侍，入直秘书省，总知宿卫。天监四年冬，大举北伐，自是军机多事，僧珍昼直中书省，夜还秘书”（《梁书·吕僧珍传》）。丘迟有了皇帝的承诺和谅解，代表皇帝而又以老朋友的情谊，草拟这封“尽言”“尽情”的书札。陈伯之驻军寿阳，首当北伐大军“吊民洛汭，伐罪秦中”之冲，接到这封情至意切而有权威的书信，怎能不幡然来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