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他是大学同学，和他走到一起好像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好像没有特别的激动，也没有什么波折。毕业以后他考上了研究生。他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提出和我结婚，可当时我一点也没有结婚的心理准备。但是我们还是一起去了两边家里。我的父母，他的父母，还有两边的亲戚对我们都很认可。他家里还给了我们不少钱，让我们先租房子，买些必备的东西。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采购，买了床、柜子、桌子、沙发、家用电器还有锅碗瓢盆一类，置办了好多过日子用得着的东西。他很快租好了房子。但是我心里那种没有意思的感觉却一天比一天膨胀，想到自己的一生就这样决定了，从此就要跟这个对我来说没有一点新鲜感和神秘感的人过一辈子，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也太可怕了！那一段日子我每天恍恍惚惚的，脑子很不清楚。我迷迷糊糊反反复复想着同一个问题——结婚还是不结婚？我真的比哈姆雷特还难决断。我知道他是个好人，我知道他很爱我，我也可以爱他，但是我和他在一起的确是找不到那种相爱的感觉。最后我还是痛下决心，向他提出了分手。他吃惊极了，以为我疯了。”

徐达问她：“你后悔了吗？”

她轻轻地摇了摇头。

徐达说：“没有后悔就不算什么，至少你并没有认为自己做错了。”

冯蓓深深地点点头。

晚餐结束，他们走出餐厅。冯蓓忽然头晕起来，身体也有点发飘。

徐达发现她脸色不好，问她：“你不舒服吗？”

她未及答话，胸中突然翻腾起来，有一股热流往上涌，差一点吐了出来。她意识到自己喝多了。

他扶住她，生怕她倒下去。“到我房间休息一会儿再走。”他不由分说按了电梯，把她带到了楼上。他打开房门，让她靠在沙发上，十分歉意地说：“真不该让你喝那么多！”

她想说没关系，可是她头晕得厉害，浑身直冒虚汗，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从冰箱里取了一瓶矿泉水倒进玻璃杯里递给她。矿泉水冰得凉凉的，一串串的小气泡咝咝地冒出来，沿着杯壁飞快地上升，在杯口噼噼啪啪地爆炸着。她接过杯子时有许多细小微凉的水珠飞溅到脸上。

“喝口水吧！”他温柔地说。

她接过杯子垂下头抿了一小口。

她感到胃里的翻腾突然加剧了，头晕得也更加厉害了。

“很难受吗？”他关切地对她说，“吐了也许会好一些。”

她虚弱地摇摇头。

“到床上去躺一躺吧？”

她还没来得及拒绝，他已经把她从沙发上扶了起来。她顺从地躺到了床上，躺下之后马上就觉得舒服了很多。

“真不该让你喝那么多酒。”他再次自责地说。

“我其实挺能喝的，我还从来没有喝醉过呢。”她声音微弱地说，似乎在为他开脱。

“你别说话，闭上眼睛休息一下，等缓过来了我送你回去。”他轻声地对她说。他的神情里有一种她从来没有见过的温存和怜惜。他替她盖好毛毯，动作非常地细致和轻柔。

倦意像海浪一样向她席卷而来，又将她席卷而去。她听他的声音既远又近，就像是回音一样。他的面容在她眼前变得模糊。但她心里却很温暖，也很踏实，仿佛得到了某种依靠那样既满足又安心。她就在这种既满足又安心的心情里漂浮和升腾，就像浸泡在温暖惬意的水里，又像在云端漫步，瞬时到达了一个全然不知的境地。

在一个很短的片刻她睡着了，睡得无比香甜。甚至还做了一个短梦，梦里她穿着雪白的纱裙在一座豪华的房子里参加一个盛大的舞会，隐约自己就是舞会的主角，心里充满了无法言说的快乐。

这个梦在她睁开眼睛之后才慢慢散去。她看见他坐在靠窗口的圈椅里，正远远地看着她。

“好点儿了吗？”看见她醒了，他问她。

“好多了。”她很不好意思，很快坐了起来，头还是有点晕。

他走过来，把一个枕头替她放在床头，让她靠得舒服一些。

“别着急，等你歇过来再走，否则我会不放心的。”

他重新给她倒了一杯水。

那些小气泡又一次喷到她脸上，带着清新的凉意。

突然他的手机响了，他瞄了一眼显示屏，慢悠悠地说：“短信，我太太发来的。每天的例行公事，只要我没在家呆着，晚上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准会收到她这么一条信息。我太太很有意思，经常她自己其实也没有回家，但她会用电话查一遍岗。”

她听出他语调中的诙谐，但却感到胸口一阵酸楚。

“她很在乎你。”她说。

“也许是吧，”他给自己也倒了一杯水，“也许就是提醒我还有婚姻关系存在，谁知道呢？”

“结婚好吗？”她声音很轻地问他。

他在床沿的另一侧坐下来，随手拿了一个枕头靠在床头。他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别人的感受如何，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很好。那时候我们在一个单位，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做饭，一起看书，一起逛街买东西。她年轻、漂亮、聪明、能干，而且还特别温柔和娇气，我觉得她身上集中了女人所有的美好品质。我心里特别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伴儿。很快我们有了孩子。有了孩子之后婚姻就变成了家庭，事情多起来，两个人的注意力也不在彼此身上了。再后来孩子长大了，我们已经习惯了各忙各的。说好听点是各人有自己的事业，说得客观一点，夫妻关系在不知不觉中变冷了，变淡了。这种变化当然不是发生在一天两天，我不知道别的夫妻是怎么维护他们的婚姻或者说感情的，在这方面我和她都是那种不刻意的人。我们从来不会给对方制造一些惊喜什么的，就是自自然然平平常常那种关系。唯一的好处是我们一般不吵架。但是我也发现我们越来越彼此不需要了，我和她之间没有那种相互依存血肉相连的关系，我们完全是两个独立的互不相干的人。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和她回到家里只是因为我们都住在这座房子里，很难说是为了对方而回到这个共同的家庭里的。这么一想心里很寒冷。”

他的话让她很震动。她心里莫名地有一点替他难过。

“当初想过为什么要结婚吗？”

“说实话没有。那时候的人差不多都是二十多岁就结婚，大家没多大区别。”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一次，你还会结婚吗？”她问他。

“没有重新选择这样的事情。”他说。

“我说的是如果。”她说。

“至少我会考虑再三之后再作决定的。”他想了想回答她。

两个人侧过身，脸对着脸远远地相互凝望着。

好久他们沉默着，没有改变姿势。

床很宽大，他们之间的距离就像一片海。他看着她，她也看着他，仿佛世界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这时候一个微小的动作或者表情就可能会使他们之间这片海迅速退潮，但是那个时刻没有出现。他慢慢地收回了目光，带着一点松弛下来之后的疲惫说：“现在我只想善待自己，吃得清淡一点，多一点睡眠，能够保持心情愉快就更好了。”

她浅浅一笑，说：“如果你不说出来，我还以为你肯定是想着事业蒸蒸日上，自己能有更好的发展呢。”她轻轻地叹口气说，“尽管我们每天见面，其实我们还是陌生人。”

他郑重地纠正她说：“我们不是陌生人。”

她听了一怔，忽然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去拉住他的手，但她忍住了。

她提出告辞。酒后的难受劲儿已经差不多过去了。

他开车送她回去。

下半夜的街道寂静空旷，道路显得比白天宽阔。

一路上他们默然无语。

到她宿舍楼下他关闭了车灯，侧过身一只手轻轻地揽住了她的腰。他搂得特别当心，特别珍惜。她的心狂跳起来，情不自禁地扑到了他的怀里。她心一酸，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流泪，是为了自己，为了他，为了这个即将逝去只剩下分别的夜晚，还是为了别的什么？她心情复杂，就像一个满心委屈的孩子，一句话说不出来，只会一个劲儿地流泪。

他紧紧地抱住了她。

过了一会儿他像拍一个孩子一样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后背，在她耳边轻声地说：“我看着你进去。”

“好。”她轻声地答应。

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这一刻这样温柔。

报社的改革正趋于平稳，却突然刮起了一股调离之风。

首开此风的是社会新闻采编室副主任罗卫，他被电视台挖走去当了体育频道的节目主持人，很快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令同事们尤其是报社的年轻人羡慕不已。

罗卫长相英俊，性格活泼，一分到报社就当了娱记。他脑子灵活，喜欢张罗，朋友又多，很快成了捧星专业户。据说他一手捧红过好几位明星，他自己也因此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腕儿。不过罗卫最喜欢的还是体育，做了几年娱记之后他跟领导软磨硬泡讨价还价终于如愿以偿当了体育记者。他是一个超级球迷，只要跟球沾边的事情他如数家珍，简直就是一个数据库，加上文笔又好，是写球赛难得的好手。每次重大赛事之后他总会及时发表文章，对球赛进行分析和评述。他的文章文风辛辣，观点精辟，夹枪带棒，阴损刻薄，读来酣畅淋漓，深得读者喜爱，是体育版上最有特色的招牌菜。在报社每天接到的无数的读者来电当中，绝大部分是赞扬他的文章和打听他人的，他是报社知名度最高的记者，也是报社“墙里开花墙外香”的首屈一指的人物。他也因此崭露头角，成为年轻人中的佼佼者，也是同龄人当中头一个被提拔的。

可是自从被“委以重任”之后，罗卫反而难得有机会出现在比赛的现场了。他经常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拍着大腿起急，发狠说要写一本厚厚的书痛痛快快地说说球事，而且要好好揭露一下体育比赛里面的内幕黑幕。时隔不久，这本书果真出版了，不过不是他写的，而是另一家媒体的一位记者写的。书做得十分漂亮，刚上市不久就脱销了。罗卫看到书评之后在地铁里买了一本，已经是第三次印刷了，不由深受刺激。

更让他受刺激的是有一天他和一位颇有名气的影视歌三栖明星约会之后出来，看见电视台正在楼下的花园里给这位写书的同行做访谈。罗卫很早就认识他，从前跑体育的时候经常碰面，彼此很熟，还相互称兄道弟。他远远地听见他正在谈球赛，而且是侃侃而谈，顿时血往上冲，心里失落得一塌糊涂，刚才的一腔好心情和所有的幸福感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他心里即刻有了两个感悟：一是对男人来说事业的成功是什么也代替不了的，二是不论谁出名都不如自己出名来得爽。他认为自己应该尽快离开报社，去一个出名和挣钱更容易的地方。

可是真要走他也不是没有犹豫。要说他在报社也算是混得不错的，刚刚三十出头已经是副处级，一年前副高职称就拿到手了，而且和上上下下的关系也都处得不错，天时、地利、人和算是占全了。尤其是顶头上司沈旭东对他非常欣赏。沈旭东也是个眼睛很高的人，让他能看上不容易。他脾气格色，跟一般人都不怎么合得来，别人也怕跟他搭档。可是罗卫却很对他脾气，也很合他心意。他们两个都是那种做事不肯违背自己心意，而且有话要说出来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能尿到一个壶里”。

他们彼此配合默契。沈旭东对罗卫格外地好，方方面面都很关照他。比如每年年终考核各处室只有一个“优秀”名额，此外便是“良好”、“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许多处室历年都是处长当仁不让地拿这个“优秀”，连副处长都轮不上，下面有意见也只能放在心里，因为谁也不会为了这点事得罪顶头上司。沈旭东其实也完全可以这样做，但他不仅不争不抢，每回都发扬高风亮节把这个唯一的优秀名额“让”出去。而且他总是力排众议也要把这个“优秀”给到罗卫，宁可自己只得一个“合格”。罗卫为此很不好意思，也很过意不去，而沈旭东却坚持要这么做，还推心置腹地开导他：“这些对我已经影响不大，对你却不一样。”他以过来人的经验和体会告诉他这些大大小小的荣誉都应该积极争取，它们都会在适当的时候成为垫脚砖，只有一块一块积攒起来累加上去才能够借助它们摘到高枝上的又红又大的果子。在他们搭档的三年里，在沈旭东的大力扶持下罗卫获得了许多的嘉奖和荣誉，他被评为“十佳记者”、“最有创意编辑”、“先进员”、“先进个人”和“锐意进取杰出青年”，还三次获得“年度新闻奖”。这些果真让他脱颖而出。他最优越之处还不在于他轻轻松松地获得了这些荣誉，而是他在屡获殊荣的同时还能十分洒脱地做出淡泊名利的姿态。——他自己的确是从来不争什么，因为一直有沈旭东在那里毫不松懈而且是特别豁得出去地替他争。

所以他对沈旭东是非常感激的。对他来说得到这些荣誉还在其次，最难得的是能遇到这样一个真心实意对待自己的顶头上司。也是因为感念沈旭东，曾经有一家新创刊的报纸想要他去，他没有走，稍后一家体育杂志重金聘他去当执行总编，他犹豫数日，还是没有走。

而这一回他却下定决心非走不可。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发展，另一方面报社的气氛也让他觉得越来越不舒服，凭本能他感觉是该走的时候了。他去找沈旭东，想再最后听听他的意见。

沈旭东听他说完，沉吟良久，吐出两个字：“走吧！”随后带着痛下决心的坚毅补充一句，“你走我也走！”

他果然说到做到。罗卫调走没多久，他也调走了。他调到一家官办的广告公司去当副总裁，官升一级，走马上任就有崭新的奔驰车作为他的专车，还配有专职司机，年薪好几十万。沈旭东一脸的春风得意，逢人便说自己是弃文从商。但是报社里了解他的人能看出来其实他心里并不像他脸上那么高兴，换句话说他其实是不想走的，走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谁都知道他再待下去确实也没多大意思，明摆着徐达不会用他，不仅不用他，而且根本就不待见他，而他又是一心想往上走的，在“希望”与“结果”之间这个距离也就比较大了。报社的人普遍认为他最冤的并不是没有坐上副总编这个宝座，而是他曾经借着老岳父的关系对上层下过很深的功夫，四时八节登门送礼不说，平常马屁也拍得很精心，可惜的是这一切全部付之东流了，就像俗话说的全都打了水漂，就连在一边看他笑话的人都不由替他可惜。沈旭东自己对此倒不是很在乎，他本来就是赌博，自然不会在乎那一点本钱，只是觉得脸面上不太好看。他最难过和不平的是被徐达耍弄了。

所以沈旭东尽管表面上走得潇洒，官和钱都得到了，可是心里却并不见得有多么快意。走前社会新闻采编室要为他送行，起初他说啥也不肯参加，说没意思，徒增伤感，可是架不住组里的弟兄们好说歹说，他们搬出大美女冯蓓相劝，还特意召回了前副主任罗卫作陪，弄得他实在不好意思拂逆大家的美意，只好答应出席。

饯行酒宴是用采编室多年积攒下来的广告提成操办的，这笔钱也是在沈旭东手上积攒下来的。根据报社的规定，凡是内部人员拉来的广告除了提成百分之九点几几之外还可以拿到百分之二的奖励，这个奖励可以自己拿，也可以交给处室，没有硬性规定。沈旭东要求大家把这百分之二的奖励交给处室，由处室统一花销。因为他本人是一个拉广告的大户，所以这样一规定实际上等于是他拿出的最多。这次宴请也可以看作是他本人做东。

这顿饭热热闹闹摆了二十桌，陆续到来的人还不断地加椅子，报社里将近一半的人都去了，算是盛况空前。沈旭东没想到自己在单位里还这么有人缘，要走了还有这么多人来捧场，心情一激动就喝高了。

喝高了的沈旭东端着酒杯挨桌敬酒，也挨桌发表临别感言。他说得最经典也是后来传播最广的话是：“成年人有两句最大的谎言，一句是‘我爱你’，另一句是‘公平、公正、公开’。”

反正是要走了，他也不顾有领导在场，满腔义愤地说：“有一个现象实在是可笑，也实在是可悲，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他提高了声音说，“别人以为最公正的地方其实是最不公正的，别人以为可以讲道理的地方其实是最没有道理可讲的——你们好好琢磨琢磨我说得对不对吧！”

沈旭东在喝到烂醉如泥之前，他拉住共事多年的老同事的手，眼含热泪，十分动情地倾吐出肺腑之言：“我总以为轮也该轮到我们了，可是人家愣是一个箭步从你头上跨了过去。这帮子人啊，真是太狠了！”

有一个人对此冷眼旁观，心里隐隐生出几分兔死狐悲的酸楚，这个人是副总编薛恩义。

薛恩义倒不是因为和沈旭东交情有多深，甚至也说不上和他惺惺相惜，只是他想到自己早有去意，却耽搁至今，没有走成。其实他并不像沈旭东这样仕途多舛，相反他顺得有点出乎意料，不少人铆足了劲儿都坐不上的副总编的位子他几乎是轻而易举就坐上了。可是他坐在这把交椅上却并不轻松，心里也从来没有愉快过。他对分管的后勤可以说没有一点的兴趣和热情，总觉得自己实际上就是一个打杂的。每天上班处理的主要事务就是报社在职和离退休的几百号人的杂事，同样是一年忙到头，同样是拿那点钱，他完全感觉不到一个给大家当“保姆”的人会有什么成就感。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地地道道的“默默奉献”。不说别的，一年忙下来自己连一篇像样的文章也没有，名下即使有几篇好稿也是编的或者就是充当了所谓的选题策划和终审编辑。报社里即使是出道没几年的小记者小编辑，拉到赞助就能把自己的新闻作品结集出一本书，虽然也没法正经摆到书店里去卖，但送送朋友还是挺拿得出手的。而作为一个报社堂堂的副总编他却拿不出这方面的成果，他想起来总觉得矮人一头。

薛恩义有一块心病，他一直为自己的学历自卑，而徐达对他有意无意的忽视也加深了他的这种自卑。比如徐达在人手紧缺的时候让他参加值班发稿，但经常把他签发的稿子专门调去审阅，明摆着就是信不过他。在这几位副总编当中，除了新提拔的姜树柱，薛恩义是年纪最大的人，他一向世故很深，一眼就看穿了徐达是个什么样的人，知道他一切都是为我所用，别人不过都是他手底下的棋子，而且他猜疑心重，如果你真有才干他会来打压和钳制你，不可能让你充分发挥；而如果你才干不足他会抓住你的短处为难和刁难你，不会让你日子好过。薛恩义心里特别不舒服的是即使在副总编这一层徐达也要把他们分出三六九等，故意有时候和这个人走得近一点，有时候又和那个人走得近一点，有时候对张三倚重得多一些，有时候又对李四倚重得多一些，甚至还时常搞些打一个拉一个的把戏，有意制造不团结，弄得几个副总编彼此猜忌相互嫉妒。他觉得徐达作为一把手这么做很无聊，也很阴险。

薛恩义刚看出徐达喜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套时十分惊异，他原来还以为这是一个正直大气的人，结果发现自己看错了。薛恩义是有传统思想的人，敬重明主，鄙视佞妄小人，相信身正不怕影子歪，甚至还有一些诸如“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讲究。当他看出徐达气宇轩昂的外表之下却是狭隘的心胸，说的和做的各是一套，他相当失望。他在报社越呆越觉得憋闷，想想自己刚过完五十岁生日，到退休还有十年时间，就是有心忍，十年也不是那么好忍的。他悄悄地四处打听合适的去处，终于得知《寻医问药报》总编辑即将退休，马上就会有位子空出来。他赶紧走门路铺关系，托了人，也送了礼，事情正在一步步地进展着。

薛恩义防人之心很强，不是个轻易信得过别人的人。在报社高层当中他只认张帜一个是朋友。他想来想去，决定把自己打算调走这件事告诉他，听听他的意思。

张帜听了他的想法，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从我的角度说肯定不希望你走，有你在我至少有个可以放心的盟友，不过替你想你还是走的好。”

张帜说的显然是肺腑之言，薛恩义人还没走先生出了离愁别绪。他有点黯然地说：“其实我也不想走，一个单位呆了二十来年，怎么可能没有感情？就是再没感情也有习惯啊！我走实在是情形所迫。我跟别人还不一样，我走既不是为图升官也不是为图发财，我就是想找一个相对清闲和相对安全的地方呆下来，只要不用天天提心吊胆怕有人在背后下绊子、捅刀子就行了。跟你说句心里话，我这个人资质不高，不过一直还是很努力的，而且也是想把事情做好的。但是我呆在这里心里总不踏实，总觉得自己跟不上这里的思路，也跟不上这里的节奏。到了这个岁数我早已经看清自己了，我就是一普通人，不是那种‘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大人物，我承认我的确是没什么斗志，不愿意太勉强自己，当然也不愿意太委屈自己。我真是想开了，只要日子过得顺心就是最大的满足了。”

张帜听他这么说心里一阵凄凉。虽然薛恩义并没有直说徐达如何如何，但他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清楚他在这个所谓的高层中的确很不舒服，甚至可以说是备受折磨。在张帜看来薛恩义是个极有忍耐性的人，现在连他都不打算再忍下去了，可想而知情形有多糟。他想起自己好几次有意拉他和徐达亲近，他都借故躲了。现在他明白是自己太一厢情愿了，也是把事情看简单了。他想薛恩义并非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尤其是他的建议他一般不会不采纳，显然这里面另有缘故，或许还另有隐情。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打算再跟着徐达干下去了。

夜里躺在床上张帜把薛恩义准备调走包括自己听说之后的心情对老婆说了，老婆听了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薛恩义看到的徐达比你看到的徐达肯定更少伪装。”

张帜“哦”了一声，问她为什么。

老婆和他同样是学经济出身，他们在大学是同班同学，不过老婆的学位比他高些，目前正在读博。这位准博士对官场沉浮和人际关系素来有着自己精辟独到的看法和见解，每次听老公说到官场政治和办公室八卦都饶有兴味，不但口无遮拦地发表评论，还知无不言地给他支招，所以张帜总是很习惯也很乐意把单位里大大小小的事情说给老婆听，听她的分析和判断，包括听她的一些自以为是的胡言乱语。这已经成了他们夫妻间的日常功课，也是他们夫妻间沟通的一项重要内容。

老婆说：“这还不简单啊，徐达想拉拢你，肯定要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示给你，对你自然会以礼相待。相反他对薛恩义不看好，不看重，或者说得狠一点是根本就看不起，在他面前自然也就不会有那么多讲究和顾忌。这道理太简单了，你就想想男女关系。不管是男是女，如果喜欢对方，重视对方，必定会拿出自己好的一面，如果不在乎对方，不把对方当回事儿，态度也就大不一样了。这还不好理解啊？”

张帜觉得老婆的说法颇有新意，也很一针见血。他挺服气，点头说：“也许你说的有点道理吧。”

“岂止是有点道理，就是有道理嘛！”老婆带着她一贯的自负和世事洞明的权威口气说，“我看徐达绝对不像你说得那么好，他表面上温文尔雅，其实是个非常自私而且刚愎自用的人。他内心很强硬，一般人影响不了他。而且他也不是一个真有胸襟能容得下别人的人，比他优秀的人他自然就更容不下了，要我说你也不如趁早调走算了。”

张帜听了默然不语。

老婆推他：“哎，怎么不说话了？”

张帜说：“不瞒你说，我正起这个念头呢！”

老婆顿时兴奋起来，困意全消，趴在枕头上替他作通盘的分析和论证。她说：“你们报社出现匿名信那会儿我就预感到情况不太好，恐怕这不是一个久留之地。你是对搞业务有兴趣的人，喜欢埋头做自己的事情，人和人之间搞来搞去那一套你不感兴趣，也不擅长。匿名信等于把你们报社捅了一个窟窿，如果说你们报社以前是个灯笼，这么一来就成了一个破灯笼，一阵风过来就能把里面的火吹灭。这种单位其实是最难弄的，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而且你们这支队伍当中明摆着有恶意搞破坏的，内部就有瓦解自己力量的人。举报信很可能只是开了一个头，谁也保不齐后面就没有别的更加恶心的事儿了。你们徐达还算是有本事的，及时地打了一个补丁，否则你们报社就那么垮下去了也是有可能的。你还记得我以前呆过的那个公关公司吗？不就是我们老板和小蜜之间偷情让人发现了，要说这跟我们的主业一点边儿不沾，可公司就这么一把被对手给整垮了。有时候一点小事就像划开了一道伤口，说不定什么病菌进去就致了命。要是这道口子是从里面烂开的，那问题恐怕就更加严重了。匿名信的事情就像是一个征兆，说明你们报社已经有问题了，说不定问题还很严重。谁能说现在这件事就真正过去了呢？谁又能保证写匿名信的人从此不再兴风作浪了呢？而且还有，我看你们上级主管部门的思路好像也有毛病，他们一看到匿名信马上就派了调查组来查你们报社，却不查一查匿名信是谁写的，反而对此讳莫如深。向上面反映情况甚至提出不同意见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这种不排除背后泼污水的行为难道不应该查查清楚吗？这就好比一个人在大街上被抢了包，不去调查是谁抢的，反过来查他包里有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这岂不荒唐？到现在你们甚至还不清楚人家写匿名信的意图所在，到底是针对徐达，针对你们领导层，还是想把报社搞垮？明摆着有人已经动手了，你们却没有相应的对策，鸵鸟似的把头往沙子里一扎就算完了，我真不知道你们都是怎么想的？我说这些倒不是替徐达操心，他跟我一点关系没有，我是怕你跟着趟了这个浑水。我最担心的是如果有一天徐达真的招架不住了，他极有可能把事情推到别人头上——我确实是不相信他真是一个什么事情都没有的干净人——到那时候你再想洗刷自己恐怕为时晚矣，而且说不定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所以要我说不如趁早一走了事，至少落一干净。”

张帜略显踌躇地说：“就是要走我也得找个地方，不像你说的这么容易。”

老婆口气坚决地说：“反正我看是走得越早越利落对你越好，你听我的没错。想好了你赶紧动手找人，总不能等着馅饼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没想到的是这个“馅饼”还果真自己从天上掉了下来。

几天后张帜去参加大学校友聚会，意外地遇到了多年不见的大学同班同学黎冰。黎冰上大学那会儿就是部长的儿子，他参加工作不久就走上了仕途。老同学都说在大家还满怀激情一腔热血做着不靠谱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已经清楚地知道该做什么了，当然也是因为他的出身，天生起点就比别人高。三年前黎冰就官至正局，虽然他父亲早就退了，但他们家族并没有一点衰落，相反更加强盛了。他的一个哥哥如今是副部长，另一个哥哥是某集团公司董事长，包括他自己，都是权重一方的人士。由于家庭关系和成长背景，他结交了不少有权有势的朋友，这些朋友构成了强有力的社会关系网，彼此牵连，彼此关照，甚至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黎冰为人豪爽，一点不摆当官的架子，对朋友尤其热心，朋友的事情就是他自己的事情，甚至比自己的事情还要上心。上大学那会儿张帜和他接触不多，了解也不多。相隔这么多年遇到，两个人却一下对上了眼儿，叙起旧来格外亲切。

聚会结束之后黎冰拉了张帜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去喝酒。大家喝得极为畅快，真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张帜平常话很少，这一天却说了很多。散了之后他搭黎冰的车回家，一路上说起自己单位里的一些事情，并且流露了去意。

黎冰不太当回事地说：“想走还不容易，你挑好了地方对我说一声。”

张帜含含糊糊地说：“我也是刚有的这个想法，跟你说实话还是在老婆的启发和怂恿下起的念头。我还真不知道去哪里好，也不知道人家要不要。”

黎冰呵呵笑着说：“人家都说听老婆的话跟走男人就不会犯大错误，既然夫人发话儿了，那我就帮你看个地方吧！”

张帜听了十分高兴，也非常感动黎冰如此仗义。

下车的时候黎冰和他热情握手，让他“静候佳音”，还说以后常来常往，不拘礼俗。张帜听了满心欢喜。酒醒之后他想想酒后之诺如何能当真？况且黎冰又比自己官大，酒酣耳热之际朋友相称，下了酒桌没准又另当别说。于是就把这事给忘了。

然而不到两个星期，张帜就接到黎冰打来的电话，约他当晚到上次喝酒的燕翅楼见面，顺便说说他调动工作的事。张帜马上到楼下银行提了三万块钱放在包里，准备晚上买单。

他到达的时候包厢里已经坐着两位了，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两位，都是衣冠楚楚，气宇轩昂，黎冰一一给他作了介绍，这些人毫无疑问都很有来头，而且毫无疑问都比张帜腕大。

饭桌上没谈一句正事，说的尽是去哪里打高尔夫球、狼犬的谱系、葡萄酒、阿尔卑斯山里的特色菜、加州最近的天气等等，再就是王胖如何如何，李小三如何如何的闲篇。他们谈的事情有许多是张帜闻所未闻的，他们提到的人也没有一个是他认识的。他默默地听着他们谈话，饶有兴趣。他们那种知己的神情更加吸引他而且让他心生羡慕。他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强烈地感受到所谓“圈子”的气氛，心里也隐隐约约滋生出一种跻身“圈子”的沾沾自喜。

席间黎冰起身去洗手间，他悄悄跟了出去。在外面走廊上，黎冰对他说《今日证券报》有一个副社长的位子空着，问他想不想去。张帜说我听你的。黎冰说你可以先过去试试，不合适再说，毕竟那里气氛还算宽松，收入也还不错。两人回到席上，继续喝酒闲聊。

到大家酒足饭饱，张帜悄悄出去买单。酒楼的一位漂亮领班告知他已经签过单了，还把底单恭恭敬敬地拿给他看。张帜一看，龙飞凤舞的一个签名，看不出是三个字还是两个字，也辨认不出是汉字还是外文。再一看消费金额，自己包里的这点钱远远不够，脊梁后面顷刻冒出一片热汗。

时隔不久张帜调到《今日证券报》任副社长，成了报社又一个调走的人。从表面上看他不过是平级调动，但《今日证券报》的社长还有一年不到就要退休了，盛传他过去就是准备接社长的班的。不过张帜自己对此倒是十分低调，谁这么说他听见了都矢口否认。在心里他也同样对此不抱乐观态度。尽管他是黎冰介绍过去的，但他也知道到了这个级别再想往上迈一个台阶远不像副处升正处那么容易，不会单单凭谁的关系或者是谁出面说几句话就能办到。再说《今日证券报》那边几个副社长个个都是厉害角色，全部是科班出身，没一个杂牌军。其中有两位还是海归，一个拿的是美国哈佛的文凭，另一个是在英国剑桥镀的金，而且都有令人羡慕的履历。本土派的几位更是拥有深厚的根基和充沛的人脉资源，无论在业务还是人际上头都很有一手，上上下下的关系盘得很活，而且都是能够左右逢源。还有一点是他们几个都是从报纸创办起就在那儿的元老级人物，都是老资格，当然不会把头号交椅拱手让给一个外来户。张帜清楚和他们争夺这个位子不啻是从一群饿狼嘴里抢一块骨头，绝非易事，因此他早做好了退后一步天地宽的打算。

真到要走的时候张帜心里也并没有太多的高兴。他心情复杂，既有留恋和不舍，也有看不到前途究竟如何的惆怅和茫然。仔细想想他觉得是后面有虎，前面有狼，等着自己的是什么还真很难说。不过要是留下不走他也毫不乐观，老婆向他描绘的那幅图景说不定哪一天就成了真事，到那时不管自己是做了什么还是什么没做都有脱不了的干系，而且他也清楚就是他想坚持原则大公无私徐达不想那么做的话他也不可能做到。而到真出了事情，他这么解释是没有用的，没有谁会来听他这么说。就目前来说，徐达控盘控得这么好，说是集体领导，实际上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李明亮至少从表面看是完全彻底地倒在徐达的怀里，对他言听计从，替他鸣锣开道，说得上是唯马首是瞻；金候高对徐达也是惟命是从，他指东打东，指西打西，他的任何指示他都当成是金科玉律；薛恩义没有李明亮和金候高机灵，也没有他们那样受徐达待见，他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不过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心里虽然有看法，有意见，甚至有委屈，但也只能放在心里，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他自然不会不明白，所以他基本上是属于没什么作为的；新提的姜树柱是个彻头彻尾的窝囊人，不过窝囊人却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和小算盘，他是徐达一手提拔的，所以一心把自己看作是徐达的人，对徐达感恩戴德，满怀敬意和景仰，绝对地忠心耿耿。张帜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自己是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也不可能真正有什么大发展。眼下自己还尚有一点年龄上的优势，但这个优势也有限得很，如果再耗上三年五载，恐怕也就“过期作废”了。所以现在有机会挪一下怎么说也还算是好事情。

他想到了《今日证券报》那边即使仕途方面没有进步，但这个地方特殊，除了做的是自己的专业所长，又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且那里的收入尤其是隐形收入无疑是很高的。在这里股市的内幕黑幕消息都能提前知道，每一条消息都有可能转化成金钱，而且还都是可以直接装进自己口袋里的。不像现在这样，自己拿着账本却动不了账上了钱，就连请一次客都需要得到徐达批准。钱当然只是一方面，放开来想，他觉得人生的意义也不尽在上班下班上，当官、挣钱当然不能说不重要，用社会上通俗的标准衡量这意味着一个人的成功，但假如当了官挣了钱却没有过有意思的生活，他觉得也是件可惜的事。他早听说证券报那边玩的气氛很浓，也汇集了一帮爱玩会玩的人。他听说他们评报栏里从来没有贴过与评报有关的内容，贴出来的从来都是打高尔夫、打网球、打桥牌、骑马、郊游、野外烧烤等等的告示。最诱人的是那里有一群招聘来的女孩子，个个貌美如花，年纪又轻，简直就是《红楼梦》里金陵十二钗再世。据说这些女孩是从成百上千的应聘者中层层筛选出来的，比选美严格得多。这些女孩不仅才貌双全，而且不乏见过大世面的。她们当中有人开着宝马上班，有人有奔驰接送，有人短短几天的假期也要到国外去度，有人可以出入那些一般人花钱也进不去的地方……这样的大手笔，连张帜这种走南闯北的人也不由暗暗吃惊，可想而知她们的能量有多大。想到自己从此能和这些佳丽共事，有她们相伴左右，简直是如入仙境！况且到了那边他和她们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事，他是她们的上司，她们归他领导，他一手掌握着她们的职场命运，他能让她们笑，也能让她们哭。张帜太明白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一个人有权、有地位、有钱自然就有人趋奉，而这些《今日证券报》都为他预备下了——如此说来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张帜一走让报社不少人心里起了波澜。大家都认为他在报社算得上是春风得意的，不仅是副总编中最年轻的一位，而且也是得宠的红人，传说他还是内定的接班人。连他这样的都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地走了，说明这地儿肯定是不值得再待下去了。前一段报社劝人走的时候大家人人自危，谁也不想离开，现在忽然一下子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似乎谁都觉得走的是人才，留下来的是废物。一时间人心浮动，不少人都想离开报社另谋高就。

张帜走最失落的是薛恩义。走是他先提出来的，或者说假如他不提张帜兴许不会想到要走。现在张帜走了，而他这边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走成。他联系《寻医问药报》已经到了七八成的火候突然被人顶了，原来向他一口应承的人忽然就对他不冷不热起来，连约吃饭都不肯出来。薛恩义意识到大概苗头不好，曲曲折折通了关系去打探，才知道这个位子已经另有安排了。他暗中的竞争对手是一位部长的侄子，人家在一个星期前都已经走马上任了。他灰溜溜地败下阵来，只有叹气的份儿。

张帜临走之前薛恩义为他饯行，两个人喝了一瓶五粮液之后薛恩义对张帜倾吐了一番肺腑之言。他说：“说句自私的话，我走不了就更加不希望你走了，不过你能走我还是为你高兴！徐达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太了解了，副总编当中我跟他共事时间最长。这个人除了狂妄自大，还特别擅长搞阴谋诡计，喜欢把正常的事情弄得不正常，把简单问题弄复杂，以此来耍弄权术。他嘴上口口声声说自己想做些事情，平心而论他也的确做了几件事情，但他做的事情说穿了也是为了给他自己捞政绩。这从他的行事方式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来——不为名不为利方便别人对自己没多大好处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做的，而且他做事的同时生出的事情和是非也并不少，我想你也肯定是深有体会的。徐达确实很聪明，但是要我说他并没有把聪明用在正路上。有些事情明明有法可依，照着规章制度做啥事儿没有，但他偏要耍小聪明，弄出些隐患来。还有，他喜欢搞任人唯亲的那一套，你看他把李明亮当做心腹两个人沆薤一气狼狈为奸的样子，说心里话我真是非常看不惯。其实李明亮也未必真的跟他一条心，他很可能还有取代之心，所以有些事情他又故意不按徐达说的做，还要加进一些个人的想法，弄得就更加拧巴，让我们这些排在后面的人更加不好处。我承认我也不是个大公无私的人，我也一样有自己的私心和偏心，但是我总觉得一个单位的空气应该正常一点，至少大面子上要过得去吧！把气氛弄得这么紧张，谁都觉得呆在这里不舒服，反过来对当领导的又有什么好处呢？毕竟领导的声誉是重要的，尤其是单位的一把手，我奇怪徐达怎么会不明白这一点呢？现在报社的人心已经有点散了，如果还这样子下去，我看能人都快走光了，剩下的也就像我这种二三流的人才，说到底也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一日算一日罢咧！”

张帜看着这位老友满头花白的头发和眼睛周围密布的皱纹，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沉思了片刻说：“要不再想想别的办法，你也离开算了。”

薛恩义摆手道：“我不像你年轻有为，我是个没本事的人，年纪也大了，而且出去还要占人家一个位子，所以也不是轻而易举能找到适合的地方的。再说为调动还要烧香磕头去求人，何况很可能求了人也未必办得成事，所以还是算了吧。我想好了，我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里一竿子扎到底，耗到退休得了。反正这儿也不能不给我养老，我不折腾了，至少还能图个平和的心态吧。”

张帜宽慰他说：“等我先去证券报看看，要是好你也调过去。”

薛恩义由衷地笑了，说：“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也不枉咱们朋友一场。听哥哥一句话，江湖险恶，人心难测，还不知道那边等着你的是什么呢，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

两人喝到大醉而归。

徐达在人员调动这个问题上始终持达观的态度，甚至拿出了相当高的姿态。他不仅一次又一次地肯定了调走的这几个人的工作能力，而且还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一再表示他希望报社的每一位同志都能得到最好的发展，所以谁走他都不阻拦，相反还支持，因为走肯定是有了更好的去处，就像俗话说的“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有一次在全部大会上，他还非常动情地说报社里集中了许多的优秀人才，能人特别多，因为自己做了这个总编辑，所以他们的才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为此他深感愧疚，也希望能够尽自己绵薄之力为大家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这样的话由单位的最高领导态度诚恳、语调谦和地一字一句说出来，下面听的人心里顿时都暖洋洋的，也明知道这很可能是领导同志在作秀，但还是颇受感动，对徐达也充满了敬意。再说到这位总编辑，都一致公认他是一个有胸怀同时也很有水平的领导。

但是，就在某一个深夜，区检察院把这个被部下公认为有胸怀同时也很有水平的领导带走了。

那天夜里朗月普照，月光很美，家属大院一片宁静。深夜时分，检察院的警车停在楼下的花园边，没有鸣笛，红色的警灯无声地旋转着，把修剪齐整的草木照得峥嵘错乱。徐达被几个身穿制服的人从家里带了出来，直接押上了警车。有两个下小夜的职工目击了这一场面，据他们说徐达身穿笔挺的西服，打着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神态也保持着他一贯的镇定自若。

这一夜有一个人在思念徐达，为他辗转难眠。

这个人就是冯蓓。

对冯蓓来说，这是冗长的一天，无疑也是难忘的一天。

早晨她刚到班上，老马就满面春风地迎上来，神神秘秘地凑近她，悄悄对她说赶快去房管处领钥匙。

冯蓓正要去参加九点半的新闻发布会，再过一会儿就应该出发了。她谢了老马，说采访回来就去。

老马紧跟在她后面催促她：“你这孩子怎么不明白呢，房子的事是多大的事啊，采访算个屁！采访你啥时候不能采？房子要是让别人抢了你就没有了，采访谁会跟你抢？听我一句话，你赶紧去房管处一趟把手续办了，你要是不想要这房子你就先忙别的去吧！”

老马唠唠叨叨就像一个碎嘴老太婆，冯蓓知道这是他心情很好的一个表现，他肯定是认为自己替她办了一件大好事。

冯蓓一想他说得也对，何况这房子还不是明路上来的，早点办好手续心里也踏实。于是她听老马的话先去了房管处。

在房管处她受到了出乎意料的礼遇。一进门房管处处长就迎了出来，亲自搬椅子请她坐，还亲自给她沏了一杯茶。她以前常听同事说这里门难进脸难看，结果发现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反倒有点紧张起来，心里迅速想到是不是分到自己名下的房子出岔了。

她刚坐下，房管处处长就满脸笑容地对她说：“你不认识我了吧？真是贵人多忘事，我们一起在绿化站种过树，你一点不记得啦？我可是对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啊！”

冯蓓不好意思地笑了。她对眼前这位膀大腰圆脸上像橘皮一样坑坑洼洼的房管处长的确毫无印象。处长眼神火热地望着她说：“你长得太漂亮了，我们都只敢远远地看着你，连话也不敢跟你说，也难怪你跟我们不熟！不过你总应该知道我吧，你要房子来跟我打个招呼不就行了嘛，说句那什么的话，别的忙我可能帮不上你，这个忙我多少还是有点办法的。你倒好，一把就动用大关系，让我们挺被动的。”他马上换了一种开玩笑的口气说，“拿官大的压我们是不是？这样很不好吧！”

冯蓓不知道他说的这个“大关系”是不是指徐达，因为她并不知道这件事是徐达亲自出面的还是别人出面的，徐达没对她说过，她也没向他问起过，直到刚才老马通知她之前她一点都不知道这件事已经办成了。听房管处处长这么一说，她又是不好意思地一笑。处长马上怜香惜玉地说：“你别当真，我说着玩呢！”他故作检讨地说，“说到底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像你这样的同志都是无房户，我们的工作的确漏洞很大呀。”

他一挥手，手下的工作人员立刻送来几张表格。他把这几张表格铺在冯蓓前面的办公桌上，仔细地向她讲解了如何填写，还十分殷勤地把自己的水笔借给她用。填完表他亲自领着她办完了整套手续，直到她拿到钥匙。

房管处处长向她伸出手说：“恭喜你，现在你成有房户了！”他握住她的手，久久不放开。

处长亲自把她送到电梯口，非常恳切地对她说：“你也来我们这儿认过门儿了，以后有空就过来坐坐，常来常往就不生了。这房子你先凑合着住，有机会咱们再调。你跟我们用不着见外，以后也用不着找上面的大领导了，有事你开口跟我说一声就行了，欢迎你随时来找我！”

从房管处出来冯蓓手里攥着两把拴在一起的钥匙，心情极好，她想自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了。

上午的新闻发布会结束，她饭也顾不得吃，打了一辆车就去看房子。

她忽然有了一种踏实感，想到从此就要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开始真正的生活，秘密的、甚至是不被别人认可的生活，心头有一种隐秘的激动。她想好要把这个房子布置成浪漫温馨的爱情之巢。

她乘电梯到了十八楼。分给她的房子在塔楼的最高一层。她打开房门，一套还算宽敞的一居室。阳光照到房间里，室内异常明亮。房子不算很新，但没有居住过的痕迹。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和阳台一应俱全，而且有管道天然气。她察看了一遍非常满意。办手续的时候房管处处长告诉她这是一套总部掌握的备用房，她明白其实是备而不用的。现在她享受到了特权带来的好处，隐隐一点不安之外更多的是欣喜。

饮水思源，她想给徐达打一个电话，向他表示一下感谢。可是她拿出手机犹豫了半天还是没有打。她从来没有主动给他打过电话，她有太多的话想对他说，但却真有点不知从何说起。她也害怕自己拨通了电话却一句话说不出来，也害怕因为紧张说出一些词不达意或者事后想起来后悔的话。她其实并不是一个优柔寡断思前想后的人，可是这个电话她却颇费踌躇，难下决心。

她其实很盼望徐达主动打电话给她。可是自从那个夜晚之后，徐达再没有和她联系过。那个夜晚就像石沉大海一样从他们的生活里隐去了，就像没有发生一样。然而那个夜晚在她的心里引起的波澜始终难以平息。她心里仿佛有一粒种子萌动和发芽了，每天都在生长出新的枝叶。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她都抑制不住地想着他，他令她魂不守舍，日渐憔悴。她常常会望着一片云彩发呆，常常不知身在何处。

那个夜晚之后，他们之间一切如常。他是一个日理万机的领导，她是一个指哪打哪的普通一兵，他们都是一样地忙碌辛劳。她和他虽然在同一个楼层上班，但她却几乎见不着他。自从沈旭东调走以后他也不再到社会新闻采编室。新任命的主任是从外面调进来的，见到任何官比自己大的领导都点头哈腰竭力恭维，但他的眼神却是锐利和机敏的，一双大眼睛总在骨碌碌地打转，好像随时随地都想有所发现。因此她也完全理解徐达为什么不来了。她相信他心里不会没有她的。然而这样的咫尺天涯太令她难受了。这么多天她只能在思念中度过。她心里备受煎熬。她非常想和他见面，可是他没有主动给她这样的机会。

她越来越猜不透他的心思。那个夜晚之后她没有得到过他的任何表示甚至是暗示，她揣摸不出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她一次次地回想起那个夜晚，她和他曾经那样亲密，就像最最知心的朋友那样无话不说。她和他曾经离得那样近，相互依偎，彼此听得见心跳。而现在她和他共度的那个夜晚已经那样遥远，回想起来就和梦境差不多。但是她清楚自己无论如何也忘不了那个夜晚，那个夜晚就像山峰一样突兀，也像山峰一样矗立在她的生活里，她绕不过去。她发现那个夜晚在她身上产生了神奇的影响，他走进了她的心里。她就像中毒一样对他魂牵梦绕。她一次次地问自己，这就是爱情吗？这能算是爱情吗？她回答不了自己。但这份在她自己看来既虚空又无望的感情却每一天都在加重着分量，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觉得自己对他的爱就像一根拔不来的刺一样深深地扎在心里，让她体会到了一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深刻的疼痛。

她终于下了极大的决心拨了徐达的电话，这个号码她早已经烂熟于心。可到了最后一个数字她还是果断地取消了。手机在她的手里都捂得发热了，可这个电话最终还是没有打出去。

冯蓓回到报社忙完稿子，接到爸爸打来的电话，催她早点回家，这天是她妈妈的生日。

爸爸极少给她打电话，一年当中不会超过三到五次。每次他只有认为有重大的事情才亲自和她通话，其他时候都是让她妈妈代为转述。

冯蓓刚接起电话就听爸爸迫不及待地说：“怎么还不回家？不是说好今天让你早点回来的吗？”

爸爸就是这样，当了许多年的厂长养成了说一不二的习惯，而且脾气火暴，现在退休在家不当领导了老习惯和坏脾气还是一点没改。

冯蓓答应马上回家。

她赶到西饼屋取了预订的蛋糕。隔壁是一家新开的鲜花店，她在里面转了一圈，最终还是什么也没有买。她很想给妈妈买一大束鲜花，可她知道如果她这么做的话回到家里等着她的肯定是一顿唠叨。她爹妈都是务实到家的人，对花花草草的东西不感兴趣。如果她买了花回家，他们肯定会认为她糟蹋了钱。冯蓓没法认同他们的这些观念，但却也不敢有意去违背他们。

回到家里桌子已经摆好，盘盘碟碟十分丰盛。爸爸早等急了，宣布开饭。他开了一瓶茅台，亲自给每个人斟上一杯，喜滋滋地说：“本来还有一个人要来一起吃饭的呢！”

他斜眼看着女儿，好像故意等着她发问。冯蓓果真开口问他：“谁呀？”

爸爸故意不回答。她转向妈妈，妈妈也是笑眯眯的。她嘀咕一句：“这么神神秘秘的！”没有继续追问。

两杯酒下肚爸爸的话多了起来。他一边喝一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闺女是妈妈的小棉袄，老爸缺一个人来陪着喝喝酒。嘿嘿，不过是家常便饭嘛，他还不好意思来！现在一顿饭算什么呀？脸皮这么薄的人倒是不多见呐！”

冯蓓听他不知所云，问他：“您老人家嘀嘀咕咕什么呢？您不是三碗不过岗的吗？怎么两杯就喝高啦！”

爸爸笑着说：“你也忒小瞧你老爸了吧？我喝一两斤白的也不会醉！这茅台可是好酒，喝多了也不上头。一杯两杯就把你爹喝高了，怎么可能？”

冯蓓笑说：“没喝高怎么就说起醉话了？”

爸爸说：“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你大姑要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小伙子是在法国上的学，现在是一个小有成就的建筑设计师。听你大姑说他年轻有为，一表人才。你大姑的眼光一向是不错的，这点我是有充分的把握的，她替你相中的人肯定很好，我让她请他一起到家里来吃个便饭，人家小伙子还不好意思。要不这会儿你们都见上啦！”

冯蓓一听，马上沉下脸说：“谁让大姑弄这种事的？我不见！”

“你大姑是为你好，她是关心你。”妈妈在一旁好言相劝。

冯蓓说：“要见你们见，跟我没关系！”

爸爸不太高兴，阴了脸色说：“怎么越大越不懂事了呢？你都二十七了，一过年就二十八了，再过两年就三十了。二十几岁听着的确很年轻，但如果不抓紧一晃就到了三十岁。上了三十可就是大龄男女了，尤其是女孩子，挑选的余地就小得多。你自己琢磨琢磨我说得对不对！”

冯蓓嘟囔着说：“有这么瞎操心的吗？”

爸爸涨红了脸，有点气急地说：“我管你的事怎么就是瞎操心了呢？”

妈妈柔声劝她说：“你爸看你一天天耗着替你着急呢！”

冯蓓埋下头去吃饭不吭声。

爸爸继续说：“你可不要自以为长得漂亮就不愁嫁，你看看周围剩下来的女人哪一个不是有才有貌的？说句你不爱听的，现在你不当回事，到时候真砸手里了就是急也来不及！”

冯蓓实在忍不住了，抢白他一句：“嫁不出去我就不嫁了！”

爸爸瞪着她说：“你可别跟我们说这样的话！我和你妈接受不了那些五迷三道的新思想。你要是肯听我们的，那就到点儿结婚，到点儿生孩子，人家怎么过你也怎么过！”

冯蓓顶他说：“我干吗一定要人家怎么过我怎么过啊？”

“总不可能天底下大部分人都是傻瓜吧！”爸爸有点急了，“反正话都跟你说清楚了，我们当父母的不能跟你一辈子，听不听由你，你愿意咋样就咋样吧！”

冯蓓冷着脸不说话。

妈妈赶紧出来打圆场：“你大姑也是疼爱你，她不是个爱张罗的人，你见她操心过谁的事？”

冯蓓说：“我也没让她管我的事呀，她这不是没事找事嘛！”

妈妈哄她说：“她也没有多管你的事啊，不过就是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好不好你见一面再说，说不定还真遇到一个投缘的人呢！”

冯蓓冲冲地说：“绝对没可能！”

爸爸又急了，提高了嗓门说：“你还没见着人怎么就知道绝对没可能呢？”

冯蓓回敬道：“你们说他‘年轻有为’，‘一表人才’，这么好的人我就不信在法国找不到女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