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灵变

第二天清晨，当那个拾荒的丑女人慌里慌张地又跑到了垃圾场的时候，她就再也找不见昨天遇到过的那个少年了。

她来来去去地在垃圾场里面找了半天，最后，那女人终于是失望了，但是当她就要准备离开那个雨后的垃圾场的时候，就见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布口袋鼓鼓囊囊的就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她好奇的走过去，打开了那个布包的扎口，这一看，她就惊呆了。那里面居然就是一捆一捆的十元票面的人民币。那个年代里还没有现在的红票百元大钞。

这一次，穷苦的人民，终于是有缘见到了这么多本该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币了。

你们以为这拾荒的女人会怎么样处理这些人民币？

我曾听有人这样说过，中国人的传统美德都是以前的那些个地主家庭里面在作为家风而流传着的，到了文革的时候，就都给破坏掉了。但是，这和我在现实中所见到的情景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认为，这些话都是些痴人说梦的屁话。

这个拾荒的女人，她从来也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钱，她也从来都没有奢望过自己要拥有这么多的钱，她虽然不知道什么“不义之财，千金莫取”之类的道德说教，但是，她知道“颗粒归公”的道理，这所有的财富都是国家的，连自己也都是国家的。虽然她在分工不同的劳动分配之中无人问津地自己出来捡拾垃圾了。但是。她有着一颗充满了主人翁责任感的红心，她的内心里面，有着追求集体主义荣誉感的强烈动机，她要做那种大公无私的人。**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在人民的内部，就是有着这样一种豪迈的无私无畏的顶天立地的伟大人格。

只见那拾荒的女人三下两下地就又捆好了钱袋子，拎起来，往自己的肩头一抗。就向镇上的派出所走去了。

其实，有一个细节，这个心情激动的女人并未注意到，那个装钱的布袋子，本来是落在了水坑里面的，但是却滴水未沾。

当那个女人扛着钱走进了派出所大门儿的时候，那派出所房顶上的一只小老鼠就看到了她，直到那个女人吆喝着要将自己拾到的钱交公时，那只小老鼠才掉头跑出了派出所的大院，在屋舍和树木之间蹿跳了几下。便消失不见了。

当那个拾荒女人有些结结巴巴地将自己在垃圾场拾到了巨款的情况向白衣警察说完了之后，对方就将信将疑地打开了那个布袋子。里面果然就是一捆一捆的十元钞票。

黄塘镇派出所所长查大志将那些钱拿在手中扒拉了两下，说道：“嗯，还就是真钱。你啥时候捡嘞？”

女人说：“逗是刚才。”

查大志说：“一大清早嘞，你没事儿一个人去那儿干啥嘞？”

女人说：“我拾破烂去了，昨天看见个流浪嘞小孩，夜里下雨了，我怕他再出点儿啥事儿，今清儿我都赶紧跑过去看看，他要是还活住嘞，我都想办法把他先拉回去再说，好歹那也是一条人命啊去了也没找着那个小孩儿，逗看见这个了。”

查大志问道：“啥样嘞个流浪小孩啊？”

女人说：“十五六岁吧，可脏，看那样儿像是有病了，我也弄不动他，回家逗一个劲儿嘞惦记住他，去了也找不着了，可能是走了吧。”

查大志说：“可能走了？你到垃圾场去还见过啥人了？”

女人说：“没有了，没见过啥人啊。”

就在黄塘镇派出所所长查大志以审问的态度，在询问着那个拾荒女人的时候，就见本地电视台的一辆小面包采访车来到了派出所的门外，记者和摄像师一起就走进了派出所。

原来，有人自称是黄塘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给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打去了电话，说黄塘镇派出所有人把拾到的巨款交公了，镇领导请示该如何做好宣传工作。

正在为精神文明建设活动该如何树立榜样而发愁的市委宣传部部长胡立文，马上就向市委书记王忠臣做了汇报，市委书记又亲自打电话到电视台，所以，记者才来的这么及时。要不，那拾金不昧的人，还会再被所长给审问半天。说不定还会被带着去指认自己拾金不昧的现场。

领导的指示，媒体的介入，公众的积极关注，才成就了一个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

经过电视台一连数天的新闻重播，农村寡妇赵春娥女士的美德就深深地感动了当地社会。

于是有一个挂靠在本市第一建筑公司的包工头名叫杨得财的人，就跑到了电视台，他无比激动地向电视台的领导讲明了自己的来意，原来他是想要聘请那位拾金不昧的女士，前去他的建筑工地上班，给民工兄弟们做做饭。每月工资60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就已经是一个八级钳工的待遇了，相当不低。

这又是一件树立精神文明标兵的大好事啊，现年38岁的电视台台长吕明新就主动跑到市委书记王忠臣的办公室去汇报工作了，积极向领导靠拢。他受到了王书记的表扬，市委王书记要他放开手来干工作，将宣传表彰的活动向社会全面推开。宣传部长胡立文后来知道了，心里就十分的吃味儿，对这个吕明新就在自己内心里面划了一道，很不美气的一道。

那时候，电视里面也就能够收到三个频道的节目，中央、本省和本市的，于是那一段时间里，先是拾金不昧的农村寡妇赵春娥在本市电视节目中频频出镜，继而就又是包工头杨得财龇着自己的大龅牙，在像是开会发言背诵台词儿一般地讲着自己要争做精神文明建设新标兵的豪言壮语。

主要还是杨得财那喜剧丑角儿一样的长相太逗了，那段时间里，也真是给大家带来了乐趣，很多人都开始纷纷效仿杨得财，跑到他的建筑工地去，和杨得财握手，和赵春娥女士交朋友，并表达自己愿意为赵女士提供帮助的善良愿望。

榜样的力量，真就是无穷的，愿天下的好人都能够因为一件又一件的善举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这一切，其实是有着两个神秘的契机的，那就是，当时本地区有一家类似于银行业务的农业基金会组织，是在当时提倡“人人下海，个个经商”的时代伟大号召之下，由郊区政府的领导拍板创办起来的。

中央号召要“摸着石头过河”，要各级干部带头创新，要敢想敢试。郊区的同志们都是来自于广大的农村，有着中原地区劳动人民的那种浑厚豪迈的大无畏精神，要不我们现今的中国，怎么当年就能够依靠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才取得了胜利呢？我们乡下人就是因为穷，所以才胆儿大。

基金会负责人的组成成分有些奇怪，本市工商界最先攫到了第一桶金的十五位精英人士是出资方，这十五个人共凑齐了有两百多万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这两百多万元人民币，要是按照实际的购买价值来算的话，也就相当于是现在的两个多亿元的人民币了，也说不上是人民币贬值，主要还是现在东西又多又贵，不多印点钞票不行啊。

基金会的一把手，是由郊区政府派来的本区德高望重的纪委主任，58岁的革命老干部于世平来担任的，常务副会长就由出资最多的本地商界名流许卞山来担任，其余人等全是理事。其实，整个基金会业务的开展，几乎完全由许卞山一人来主持操作。

基金会在开张了一个月之后，因为利息高于国有银行，所以马上就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金，基金会的事业，一时间风生水起。

由于大家都是初次尝试金融业务，经验不足，管理不善，这次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就弄丢了一袋子钱，足足有十万块呢。

基金会的小金库就设在了郊区大院的地下室里，坚固无比，也没有撬盗痕迹，还派有专人看管，（那个时候还没有监控录像设备），大家本来都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谁知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便丢失了一布袋十元钞的人民币，十万块钱呢！（那年头的十万块钱，也就相当于是现在的一千万块钱了，因为那时候国内的人均月工资，最高也就是五六十块钱），直到警方根据布袋子上面的线索找到了郊区基金会的办公室，这些人才知道丢了钱。

这就是一个神秘的契机。

再就是那个打给市委宣传部部长胡立文的神秘电话，也不知道是谁打的。但是，大家此刻已经是皆大欢喜了，这些鸡毛蒜皮之类的事情，也就无需再去关注了。

商人许卞山不失时机的在本市的老字号饭店“又一楼”设宴答谢有关领导的关怀，赴宴的有郊区的书记刘茂森和区长赵勇军以及纪委主任于世平，本市的公安局局长傅应全，郊区公安分局局长李智，黄塘镇的派出所所长查大志，市委宣传部部长胡立文，市长办公室秘书赵挺，还有一位市政府司机班的班长马宏。坐陪的还有基金会出资的几个理事，他们是开五金厂的黄大安，经营家电生意的杨顺才，跑运输的郑东奎，还有一位是有别于这些官场和商场的特殊人物，那是一位喜欢舞文弄墨的文人，他是开贸易商行的许卞山的同学兼好友，名叫宋天祥。

这一桌子十四个人，下面就要有一场精彩的餐桌对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