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灵变

郑州的发达，应该是从满清末年开始的，在中国的历史上，郑州从来都只不过是个小地方，只是历史上的新开市的小小附属县域。

人类的历史也只是一部经济的发展史，历史上的新开市是因为人工运河的开凿而繁盛的，这郑州的新兴也是因为当代铁路运输的缘故。

总之，在中国的中原腹地，乱世里的时候，兵燹四起群雄逐鹿，最后要统一大定的时候，争天下的敌对双方就会在中原一带展开大对决。而在升平盛世里的时候，就又会在中原腹地形成贯通四面八方的交通枢纽，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政治经济地理分布状况的必然。如果有谁夸说是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才促使得中原地区天上地下的交通能够四通八达了，是自己一拍脑袋就想出了个要建某某交通港的创意的话，那就是在厚颜无耻地做着贪天之功为己功的丑事了，也无非是想要通过表功而受赏、而被提拔，至于他手下的马屁精们如何卖力的为他抬轿鼓吹，那也只能是招摇献丑热闹一时。不过，中国的官员们历来就喜欢做贪天之功为己功的伟大事业。还是**时代有一句话说得好——光荣属于人民！所以，就请人民的公仆不要僭越。

据有关文献记载，满清末年，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借了外国人的钱要修京汉铁路，本来设计路线都是走的大城市，作为当时省城的新开市是南船北马交汇的枢纽地带。而且要是从北京到武汉拉一条直线的话。这新开市就正好处在这条直线的中间部位。简直是天作之合。但是洋人发明的火车要从新开市这里过，这就有问题了。

这新开市可是非同一般啊！

怎么了？

风水好啊！

想当年朱元璋夺取了天下之后，就老是觉着心里面不踏实，于是那阴阳术士就来献策了，说是这个新开地区有王气啊，这个地方在往昔岁月里曾数度立国，有城墙环绕，而且那城墙还是四门不照。只有西门是正大居中的，其它几个城门都是歪在一隅的，是偏的。而考究中国人的历史，最先建国的时候就是在中原和西方，然后才是逐渐地向东南迁移，如今陛下定都金陵，那新开是地处中原，又是单单的西门正大、四门不照，这自西而来的王气是只走正大之门的，新开城就正好是在那里聚积着王气了。王气西来，入城不走。久而久之，必有谋逆之辈兴起呀。

洪武皇帝老朱头儿一听就急了，什么什么？我在下游怪不得老觉着心里面不踏实呢，原来该归我的气脉在中游地区被人给截了流了。这还了得，于是就下令要派兵前去拆毁新开的城墙。

阴阳术士就又卖弄起学问来了，说是那新开地区因为黄河的泛滥，历史上已经是被淹没过数次了，地下估计就会有三四座被淹没了的旧城，而且还都是西门正大、四门不照的，只拆除了地上的新城墙无济于事呀。

老朱头儿一听这话，就瞪眼了，心想，你小子八成是来讹诈我的吧，这不分明是在刁难我吗？你还想不想要你肩膀上吃饭的家伙儿了？

阴阳术士一看皇上的眼色，就知道大事不好，这老朱头儿可是个为了自家的江山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于是就赶紧说道，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您老人家不必担心，也不用派人去拆新开的城墙，那新开城中有一座巨型古塔，名叫兴慈塔，也叫天清寺塔，因修建在繁台之上，民间百姓也就叫它做繁塔，那是在北宋初期开宝年间开始修建的，汇聚了天下四方人的钱财和祈愿，历时数十年才得以完工，是六角九层，比九五之数还多了一级，塔高二三百尺，上承天意，下通地脉，中合人气，是天地人三才齐聚之相，那赵宋天下也就因此而延续了有二三百年的光景，元朝蒙古人入主华夏之时，此塔上感天命，遭雷击轰毁了顶部两层，陛下您只要再将那座巨塔铲去四层，留下三层也就可以开无量世的基业了。

朱元璋问为什么要留下三层，阴阳术士就又巧舌如簧地说，那三层是民基，拆不得的，留下来正好稳民心、定江山啊。

于是这新开市内的古塔就被老朱头儿给指挥人拆得只剩下三层了，荒在了那里。

而到了清代，又是满族人入主华夏，一开始也是国基不稳，四边不靖，光是要汉人改个发型，就杀了有百十多万的华夏人口。后来到了康熙时期，就又在那三层塔基的平台之上加修了一个小塔，封住了塔顶，这才算是稳住了满清的龙脉，在历史上才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

你看，这新开市地面虽小，但却是龙脉所存、国基所系的政治咽喉之地呀。

所以一听说洋人的工程师搞了个设计要在新开地面上修条铁路，那满清贵族可就不干了，于是南有张之洞，北有袁世凯，两人各说各的理，就硬是要铁路公司重新勘测重新设计，将铁路线南移百里之外，给改到郑县地区了，也就是现在的郑州，所以说，这郑州其实是个新兴城市。大家要是有心人的话，就可以找到中国的交通图看一看，那京广线在将要靠近新开地区的时候，就硬是往南弯了个不小的半圆呢。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中国在太平盛世里的时候，中原地区因交通的发达而带来经济的繁荣这一事实是没有改变的。当然，再逢乱世的时候，这中原地区仍然是会因为交通的便利，而再次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再次成为一战定乾坤的主战场。

现代的新开市落寞了，和过去的郑县现在的郑州正好是打了个颠倒，变成是个小地方了。

在历史上，凡是中国小地方的官府就都是穷急生疯的，收税纳捐手段苛刻。杨顺才在新开市做生意的时候，就亲眼看到当地政府出动公安和检察院的警力，对批发市场里面的个体小商贩们采取跟踪盯梢等刑侦手段，来查处这些小生意人的偷漏税行为，这真是有点牛刀杀鸡、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味道了，抓到一条泥鳅，就恨不能一下子吃干榨尽，撸出那泥鳅的肠子头儿来。

相比之下，郑州这样的大城市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只要是按章纳税，就没有人再吹毛求疵的来找茬儿。

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改革开放的中国，从农村到县城，再到小城市，再到中型城市，再到大城市，简直就是跨越了人类历史的两三个时代。

当代的中国现状，就像是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的一个无缝链接。

大城市里的中国人，都在向西方社会里的人学习，凡事都要讲究个民主不民主的问题；中小城市里的中国人只是接受民主的思想，但却缺乏民主的自觉；广大农村里的中国人就更不行了，他们不接受民主思想，从内心到现实都将自己的政治身份定位在儿童的状态，他们只希望能有一个好家长好老师好皇帝来管理好他们的一切，他们迫切的希望能有一个好人来做他们的青天大老爷，而等到那个青天大老爷因为好人不长寿的原因而挂了的时候，他们这些失去护佑的子民就好去自发的集体出殡去为那个爷送葬，呼天抢地泪飞如雨如丧考妣，以此来演绎一段鱼水情深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活剧。

人还是那些中国人，但是在不同的地域里，我们这些中国人彼此之间生活的原则，其差别那可就真是大了去了。

杨顺才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亲自带着租来的货车到禹州去进货，后来熟了也就不再跟车了。不跟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是一个不能说的原因，最起码，杨顺才认为是不能跟任何人说的，他是一个极爱面子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