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天王诏曰：“戊申岁三月，天父上主皇上帝下凡，显出无数神迹权能凭据载在诏书。是年九月，天兄救世主耶稣下凡，亦显出无数神迹权能凭据载在诏书。今恐通军大小男女兵将未能熟知天父天兄圣旨命令及熟知天兄圣旨命令，致有误逆天命天令也，故特将诏书寻阅天父天兄圣旨命令最紧关者，汇录镌刻成书，庶使通军熟读记心，免犯天令，方得天父天兄欢心也。”

——《天王诏》，通篇胡话荒唐语。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之称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讨粤匪檄文》，字字锋芒针针见血。

（正文）曾国藩在长沙只耽搁了两天，然后便由省城直接回了湘乡。

此次出征，面对比自己多几倍的太平军，前景实难预料。曾国藩不能不在行前，去看看父亲、看看家人，去看看老亲故旧。同时，还要到祠堂，拜一拜祖宗。

他在家里只住了一夜，便又匆匆返回衡州。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传令水军各营、陆军各营会师于湘潭，定前、后、左、右、中旗帜，各用其方色，以别***国经制之水师。曾国藩特请胡林翼陪同自己对部队进行检阅，刘蓉亦由广东押运军火归来。刘蓉此次所押回的军火，均从外洋所购，有千余支快枪，有各种型号的大炮。最让曾国藩和刘蓉高兴的是，他们从洋人的手里，购买到了与湘勇在岳阳所得洋炮相匹配的炮弹。因款需太少，品种虽多，但数量却不多。

水、陆两师共有官勇一万七千人，旗掩半个天空，声震百里之遥。

这是湘勇水、陆二师练成以来，曾国藩首次举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检阅。

在长沙的王錱得到消息后，竟彻夜不得入眠。

第二天，王錱突然病了。

曾国藩在胡林翼的陪同下，对麾下各营整整检阅了两天。

检阅完毕，胡林翼回到岳州黔勇大营。

曾国藩则于当晚，将水、陆各营营官，传至临时行辕，商定出征日期，并连夜拟就《报东征起程日期》一折，和《留胡林翼黔勇会剿》一片。

《报东征起程日期折》曰：“奏为恭报微臣起程日期事。窃臣于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旨援剿皖省，迄今已将两月，曾经具奏一俟战船办齐，，广炮解到，即行起程，两次奏明在案。兹于正月二十六日，衡州船厂毕工。臣即于二十八日，自衡起程。湘潭分造之船厂尚未尽毕，臣到潭须耽搁数日，昼夜督办。到长沙时，支领军械数千余件，搬运子药二十余万；又须守催数日，即行趱程长征，驰赴下游。臣所办之船，拖罟一号、快蟹四十号、长龙五十号、舢板艇一百五十号，皆仿照广东战舰之式。又改造钓钩船一百二十号，雇载辎重船一百余号；所配之炮，借用广西者一百五十位，广东购办者，去年解到八十位，今年解到二百四十位，本省提用者一百余位。所募之勇，陆路五千余人；水师五千人。陆路各营，编列字号，五百人为大营；不满五百者，为小营。水路分为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正营，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正营旗用纯色，副营旗用镶边。陆路操练已久，差觉可用。水路招集太骤，尚无可恃。所备之粮台，带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八千石，盐四万斤，油三万斤。军中应需之器物，应用之工匠，一概携带随行。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员弁、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臣才智浅薄，素乏阅历，本不足统此大众。然当此时事艰难，人心涣散之秋，若非广为号召，大振声威，则未与贼遇之先，而士卒已消沮不前矣。是以与抚臣往返函商，竭力经营，图此一举。事之成败，不暇深思；饷之有无，亦不暇熟计。但期稍振任心而作士气，即臣区区效命之微诚也。至臣前折称必侍张敬修解炮到楚乃可成行，顷专弁自粤归来，知张敬修为粤省奏留，不能赴楚，续购之炮，亦不能遽到。下游贼势，急于星火，臣更不可少延矣。合并陈明。所有微臣起程日期，恭折由驿五百里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留胡林翼黔勇会剿片》曰：“再，贵州黎平府知府升用道胡林翼，前经督臣吴文鎔奏调湖北差遣。该员自带练勇六百名，由黔赴鄂，于正月下旬驰抵金口。适值黄州师溃，贼船上窜。该员所募黔勇，系山民，不习水战，又兼无饷、无夫、无火药锅帐，不能前进。迭据该员具禀南抚臣，暨臣行营，请支给口粮军械在案。臣与抚臣函商，派员解送火药、帐棚，拨银二千两，往资接济。臣拟先遣陆勇，与该员会合援鄂，又值贼匪窜扰岳州、湘阴，道路阻隔，委员仍行折回。臣思岳州一带既被贼扰，自当先攻克岳州，不使南北梗塞，方能全师东下。现逆札饬该员暂驻岳州附近地方。臣迅即东下，与该员督勇先行会剿。理合附陈。谨奏。”

在此片中，曾国藩对咸丰帝耍了个小小的花招，把张亮基奏调胡林翼，安到吴文鎔的头上。尽管有案可查，但咸丰帝肯定不会当真去查。这样一来，咸丰就算想不答应，但看在吴文鎔为国捐躯的份上，也得答应下来。

为师出有名，曾国藩亲自执笔，依古来老例，作《讨粤匪檄文》一道，刻印千份，布告海内。

《讨粤匪檄文》曰：“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殊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之称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等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在《讨粤匪檄文》中，曾国藩不提为大清战，却声言为圣人战；曾国藩不提卫国，却声言卫道。

“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檄文中的这几句话，真正道出此次出兵的核心所在。这恰恰也是洪秀全最不得人心之处。曾国藩从维护明教方面向洪秀全发出了挑战，这不仅大出咸丰及满朝文武之意料，也让洪秀全们甚感头痛。因为这是太平天国的软肋。也是天国最致命的部位。从古到今，没有哪位英雄能靠外来之教成就大事业者。

曾国藩举起卫道的大旗，向太平天国想出了挑战，向海内外万千士子发出了倡议：“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

勿庸讳言，不管次此出兵胜败如何，曾国藩首先做到了先声夺人。（本书第一卷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