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特将军是在偶然间听到消息的。他在五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一点开车来到三十二号棱堡，打算跟布朗夏尔将军商讨撤退事宜。他没见到布朗夏尔，不过魏刚总部来的柯尔茨将军倒是在场，柯尔茨随口问起戈特是否听说利奥波德打算求和。

戈特大吃一惊。他心里明白比利时没有能力长期抗战，但是没料到他们如此不堪一击。“如今，伊普尔到海岸之间突然冒出一道长达二十英里的缺口，敌军的装甲部队可以从这里一拥而入，直逼海滩。”

魏刚将军更是错愕。他在凡森开会的时候，有人把比利时联络官发来的电文递给他。“这个消息有如晴天霹雳，因为从来没有任何风声让我可以预见这项决策。没有任何警告，也没有一丝暗示。”

似乎就连在利奥波德总部安插了亲信——海军上将凯斯爵士（Sir Roger Keyes）——的丘吉尔，都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突如其来，”首相几天后在鸦雀无声的下议院发表谈话，“没有事先商量，也没有一丁点通知。他不顾大臣们的建议，自作主张派遣全权大使到德国司令部宣布投降，暴露了我们的整个侧翼和撤退路线。”

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为什么如此震惊？利奥波德早在五月二十五日就发送电文告知英王乔治六世，表明比利时的抵抗已濒临溃败，“假如我军遭到包围，我们给予盟军的协助将会就此告终。”他补充说道，他认为他的责任是与人民同在，不会逃到海外成立流亡**。

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间，戈特及英国陆军总部分别收到来自比利时联络官的七则讯息，指出除非英国能够反击（这很显然不可能），否则终点已经不远了。除此之外，凯斯上将在五月二十七日上午致电丘吉尔，表示“他觉得比利时军队的抵抗撑不了太久”。凯斯接着拍电报给戈特，说明利奥波德——

担心关键时刻迅速迫近，他恐怕很快就无法指望他的部队继续战斗，或者给予英国远征军任何协助。他希望您明白，他有责任在国家惨遭蹂躏之前宣告投降。

而在另一头的利奥波德，也对盟军的意图一无所知。尽管戈特认为积极奋战的比利时军队“对我们的撤离至关紧要”，但是从来没有人咨询比利时将领的意见，也没有人分配任何一艘船只供比利时军队撤退。

最后，丘吉尔在艾登的提醒与催促之下，终于在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发电报给戈特：“现在，我们有必要告诉比利时军队……”他接着附了一则私人讯息给凯斯上将，指点他如何跟利奥波德打交道：“请转达以下讯息给你的朋友。要假设他知道英军和法军正设法朝海岸撤退……”如此一来，对于比利时国王为什么没得到消息，伦敦可以说他们“假设”他已经知道了，以此作为开脱之辞。

丘吉尔也在讯息中力促凯斯确保利奥波德逃到国外，最后并隐约提议由英国远征军带着比利时部队一起退回法国。

这则讯息从未送达凯斯手中，不过反正也无关紧要了。此时，利奥波德早已志不在此。这位国王从来就不讨人喜欢——他是个傲慢、冷淡的人，并且规定大臣在他面前必须立正站好——不过他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做了一个错误假设，以为自己在德国占领之下仍能保有权力，因此决定投降，留下来与他的子民共存亡。

二十七日下午五点，国王派遣可靠的参谋官德鲁索少将，举着白旗前往德军阵线。国王想争取有利条件的任何希望，全都立即破灭。元首坚持比利时无条件投降。利奥波德同意了。五月二十八日清晨四点，比利时正式放下武器，宣布投降。

几支零星的队伍仍持续作战。第十六步兵师的楚浮上尉经过一天的撤退，精疲力竭地倒在吕德福尔德饭店的大厅睡觉。清晨四点半，他突然被一阵声响惊醒。灯打开了，人们来来回回走动。“陆军投降了。”有人解释道。

“什么？”

“团总部的联络官刚刚捎来命令。”

“这么说来，我被遗弃了。”身为国会议员以及瓦隆社会党（Walloon Socialist Party）青年领袖之一的楚浮，是个不会盲从军队命令的硬骨头。

他“借”了一辆指挥车，迅速动身前往敦刻尔克。一抵达法军前哨站，他立刻明白对他而言，继续参战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前哨站的值班军官因为比利时的投降而满腔激愤，他痛骂楚浮是个叛徒、懦夫，并且提出警告，要是楚浮胆敢再往前一步，就叫卫兵立刻射杀他。

楚浮向后转，试着往南走另一条路，但迎面碰上一支德军纵队。他再度朝北疾驰，抵达科兹伊德（Coxyde）的海边。他在这里战战兢兢地接近一名英国军官，小心翼翼地说明他并非叛徒。他可以越过防线吗？

“恐怕没办法，长官。抱歉。”

他继续往尼约波前进，在这里，他遇见一整支比利时军队，有些人跟他一样倍感挫折。楚浮和其他几个人私自挪用停在水道上的一艘渔船，被船只的引擎、风帆以及在他们头上俯冲盘旋的一架德国军机伤透脑筋。德国军机最后飞走了，它显然认定这群人不值得浪费子弹。他们终于安全进入外海。

天已经黑了，他们点燃蘸满汽油的破布，希望吸引注意。海面上有许多船只，但是没有人愿意在这么危险的水域停泊。最后终于有一艘英国驱逐舰把他们接上船，但是楚浮再度面临强烈的敌意。

这一次，他成功说服对方。事实上，这艘驱逐舰正在前往敦刻尔克的途中，用得上这些强壮的比利时人和他们的小船。这是漫长而艰辛的一天，但是楚浮终于又回到了战场上。

然而这样的人并不多见。皇家苏塞克斯兵团第四营的二等兵奈伊在科特赖克机场站岗时，看见路上有一大群刚从前线撤离下来的士兵，其中好几百名比利时大兵一边骑着脚踏车奔驰，一边吆喝着战争结束了。北斯塔福郡兵团第二营的士兵从利斯河朝海岸行军时，路边站着一群卸下武器的比利时大兵看着他们撤退。有些人面有愧色，但是也有许多人对疲倦的英军破口大骂、挥舞拳头。在比尔斯坎普（Bulscamp），一名身材圆滚滚的宪兵跑来英军指挥部，高声宣布比利时已经投降，他奉命前来没收英军的所有兵器。至于英军回答时说了什么话，那就无从查证了。

整个乡间，家家户户的门窗挂满了白色布条。在瓦图（Watou），多塞特兵团第二营的蓝姆塞中尉打算走进一间空房子休息一下。住在附近的一名妇人冲过来大喊：“不行，不行，不行！”

“这是在打仗啊。”蓝姆塞说的这句老话是颗万灵丹，两次大战期间，人们拿它来解释任何必要的不便。

“是在打仗没错，但不是我们的战争！”妇人回嘴。

的确，对大多数比利时人而言，这场仗如今已成了别人的战争，而摆脱战局让他们如释重负。许多人觉得自己的国家不过是块踩脚垫，任由邻近的强权国家在无止境的权力斗争中随意践踏。“英国人，德国人，全都一个样。”一名心生厌倦的农妇这么说。

技术上而言，尽管比利时的投降导致盟军的撤退走廊在东北角出现一个巨大缺口。然而实际上，随着比利时抗军节节败退，防线原本就有一条越来越大的裂缝。过去四十八小时内，负责镇守这条防线的第二军团指挥官布鲁克中将一直在调度兵力，企图填补漏洞。他是个奇迹制造者，但是五月二十七日下午（正当利奥波德准备承认失败之际），在伊普尔附近的英军第五十师以及尼约波海岸的法国守军中间，依旧没有盟军驻守——那是一道长逾二十英里的缺口。

布鲁克手上仅剩的，是蒙哥马利少将的第三师。这支部队目前驻守在包围圈南端附近的鲁贝（Roubaix），若要发挥效果，必须将他们从防线最右端的阵地撤离，越过其他三个师的后方往北行进二十五英里，然后溜进最左端的阵地。这是最困难的军事行动：一万三千名大军在夜间沿着后街小巷和陌生道路安安静静地长途跋涉，敌军往往只在四千码的距离外。他们必须在天亮以前抵达，否则移动的纵队就会成为德国空军的活靶。

面对这项任务，蒙哥马利毫不畏惧。他在坊间虽然默默无闻，却或许是英国远征军当中最受人议论的师长。他狂妄、自负、暴躁又夸张，在军中也没什么朋友，但是受到许多人崇拜。不论人们对他抱着怎样的观感，全都同意他是个卓越的军人，而且非常擅长训练和激励士兵。他的部队一整个冬天都在练习这类的夜间行军，他们一再操练，直到每个细节都烂熟于心，每个突发状况都已事先算计。此刻，蒙蒂很有把握能成功完成任务。

傍晚，他的机枪手和装甲车辆率先行动，组成轻便的先遣部队。然后红帽子宪兵在薄暮中出动，负责标示道路、指挥交通。而主要的大军，包括两千辆面包车、军车、卡车、指挥车及运兵车，在入夜后最后出发。当然，车辆全都不开灯。每一位驾驶员必须紧盯前方车辆的后轮轴。后轮轴被漆成白色，用一盏微弱的屏蔽灯照明。蒙蒂本人坐在他平常搭乘的亨伯（Humber）指挥车，随员埃尔金斯上士则骑着摩托车紧跟在旁。他们右前方的并行线上有不断闪烁的炮火，左边则有几门英国火炮在凯穆尔山（Mont Kemmel）上持续射击；从两面发射过来的炮弹光影，在这支移动部队的头上形成一道奇特的拱顶。有一次，路边的英军在蒙蒂经过时不小心放炮，炸掀了蒙蒂的亨伯座车，但是将军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二十八日天亮以前，第三师已准备就定位。拜蒙哥马利大幅度横向移动之赐，英军如今掌握了撤退走廊的东面，最北可达诺德斯霍特（Noordschote）。至于到海边剩下的十三英里，蒙哥马利仰赖剩余的比利时军队，因为就他所知，他们仍在持续战斗当中。然后上午刚过七点半，他首次听说利奥波德投降的消息。

“局势危急！”蒙哥马利后来在回忆录中追述，“原以为左侧会有比利时军队协防，如今什么都没有……”他迅速调集几名机枪手，外加英军和法军的几辆装甲车。这支临时拼凑的部队分散开来扼守防线，直到盟军有能力集结更庞大的兵力为止。战斗往往一触即发。枪骑兵团第十二营的曼宁中尉赶在波克大军进城以前，千钧一发之际炸毁通往迪克斯米德（Dixmude）的桥梁。

到了下午，坏消息接二连三传来：德军占领了尼约波；比利时军队退出战场；蒙哥马利的负荷已达极限；从伍本（Wulpen）到尼约波及海岸之间，没有一支有组织的部队进行防守。

盟军只得再度临机应变。克利夫顿准将（A. J. Clifton）刚好有空，布鲁克中将连忙派他去伍本组织防御。他一抵达便接管由两百名炮兵拼凑成的部队，并且不时调来“闲着没事”的装配兵、勘测员、运输兵和总部勤务兵以加强战力。这支部队从来没被命名，毕竟队上的军官来自五个不同的军团。大部分士兵从没见过他们的新长官，而这些军官也从来没在克利夫顿的手下做事。

然而，他依然成功地将士兵团结在一起，部队带着高昂士气走上前线。他们沿途碰到许多从前线退下的比利时散兵。比利时人抛下武器，高喊着战争已经结束。这简直是意外之财，克利夫顿的士兵捡起被丢掉的步枪和炮弹，为他们贫乏的装备加强战力。他们沿着菲尔讷尼约波运河，及伊塞河（River Yser）布防，在接下来的三十个钟头成功阻挡敌军前进。双方在尼约波附近的桥梁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比利时军队疏于在停火前炸桥，而英军的工兵无法从桥梁东侧点燃引爆线。德军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过桥，但是克利夫顿将所有“重家伙”（四门十八磅炮弹的大炮以及几挺勃伦机枪）聚集于此，成功拦阻敌军，保留了东面防线的完整。

西面的防线也同样挺住了。五月二十七日一整天及二十八日的大半天，英军第一四四旅将德军钳制于敦刻尔克以南十二英里的沃尔穆特（Wormhout）。所有人都派上用场。在旅指挥部所在的当地饭店，二等兵凯瑞尔发现自己在教几名厨子和职员填装米尔斯卵形手**（Mills bomb）——尽管他自己从没看过这种**。

成功完成这项危险任务后，他奉命去协防饭店的外墙。正当穿越花园之际，他听到一声凄厉的尖叫。他以为是哪个倒霉鬼中弹了，转身一看，发现那声尖叫来自树上的一只孔雀。

“这只鸟可不能再吓人了。”凯瑞尔喃喃自语地举起步枪准备射鸟。就在他开火之前，一名年轻的中尉推开他的步枪，告诉他别做傻事，他难道不知道射杀孔雀会带来霉运吗？长官补充说道，如果凯瑞尔违背命令射了那只鸟，就要接受军法审判。

下一步可想而知。凯瑞尔一等中尉走得看不见人影，便举起枪仔细瞄准，一枪中的。如果射杀孔雀会带来霉运，他倒是没发现有什么不同。

不过，霉运确实降临在沃穆尔特的几名守兵头上，而这些人恐怕一辈子都没伤害过孔雀。一番激战之后，皇家沃威克兵团第二营被打得七零八落，分散的士兵在二十八日下午六点左右被迫投降。大约八十名士兵和一名军官被他们的俘虏者——阿道夫•希特勒亲卫旗队（SS Leibstandarte Adolf Hitler Regiment）——一路推挤，赶进村庄外的一个小型开放式谷仓。

当他们被塞进谷仓，林恩艾伦上尉发出抗议，表示里头的空间不够伤员使用。一名亲卫队队员立刻用带着浓浓美国腔的流利英语回嘴：“黄色英国人，你们将要去的地方会有很大的空间。”

他一说完就朝谷仓丢掷了一颗手**，然后大开杀戒。这些亲卫队队员连续十五分钟以手**、***、英军的步枪和手枪猛烈攻击，同时把两批战俘带到谷仓外，由临时组成的行刑队执行枪决。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大约十五名英兵在成堆的尸体中存活下来。

往南八英里，盟军仍在卡塞勒持续顽抗。正如布里奇曼上校预见的，这座位于丘陵上的小镇成了西面防线的“直布罗陀”。两天以来，克莱斯特将军的坦克、火炮和迫击炮重击这座城镇，并被一波波的斯图卡进行轰炸，然而它依然屹立不倒。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因为主要的守军、格洛斯特卫队第五营，几乎毫无军备。奉命设立路障的范恩中尉只找到一辆农用拖挂车、一具犁头、一辆马车和一架水车，当坦克冲进邻近的花园，他试图用一把博斯步枪阻挡，然后望着子弹从装甲车的铁板上弹开。

城镇被团团包围。然而五月二十八日的晚上，格洛斯特卫队的军需官勃莱斯顿上校，竟然设法送来一些补给品。守军坐下来，享用一顿由牛肉罐头配陈年葡萄酒的奇怪晚餐。

在包围圈的最南端，毕洛将军的第一军团仍然坚守里尔。和大多数法军不同，这支部队抱着热烈的信念奋战不懈，强力阻挡德军的六个师——这表示少了六个师来阻挠英国远征军北上。

如今，绝大多数部队都在撤退的路上了，是时候放弃最南端的据点，将守军撤回海岸进行后防。

二十八日上午，负责四十八师总部通信的哈尼特中士，受命将讯息传给镇守阿兹布鲁克（几个南方据点之一）的部队。守军必须撤离阵线，当天晚上立即动身前往敦刻尔克。哈尼特手下已有两名通信兵在前往阿兹布鲁克的途中丧命，所以这一次，他决定亲自出马。

主要道路被难民和退役部队挤得寸步难行，不过他以前曾经担任摩托车试驾员，越野骑车对他而言易如反掌。他蹦蹦跳跳地越过田野和乡间小路，成功抵达阿兹布鲁克，在第一四三旅部传递了讯息。协助旅部参谋厘清北上的撤退路线后，他骑上摩托车回返。

这一次，他迎头撞上刚刚进入这块地区的德军纵队。他没有地方转弯，决定硬着头皮直接冲过去。他把头伏在手把下，油门踩到底，往前蹿出去。德军受到惊吓四散开来，不过在他呼啸而过时，德军开始朝他开火。

他几乎就要闯过去了。然后突然脑子一片空白，等到恢复意识，他已经断手断脚躺在草地上。一名敌军军官站在他的上方，士兵把白兰地举到他的嘴边。“英国大兵，”军官用英语做出评论，“你的战争结束了。”

英军部队沿着走廊拥向海岸线之际，戈特将军的总部也跟着往北迁移。五月二十七日，指挥部从普雷梅凯搬到刚进入法国边境、离海仅十四英里的乌凯克（Houtkerque）。这是战役开打以来，指挥部首次没有设在伦敦到布鲁塞尔的电话线路上。没什么差别，反正戈特很少待在总部。

二十七日，他整天忙着找布朗夏尔将军，希望协调两军的联合撤退行动。但他一直没找到，二十八日凌晨才身心俱疲地返回乌凯克。而后上午十一点左右，布朗夏尔忽然自动来访。

有太多事情要讨论，戈特首先诵读艾登前一天发来的电报。这封电文确认了撤退决策：“我想要明确表达，如今的唯一任务，就是尽可能将最大量的部队撤回英国。”

布朗夏尔大为震惊。出乎戈特和波纳尔意料，这位法军司令还没听说英国的撤退决策，他仍然以为盟军的策略是在敦刻尔克建立滩头阵地，作为欧陆的永久据点。不知道为什么，丘吉尔在五月二十六日对雷诺说的话、艾登在二十七日发给法军最高指挥官的讯息、同一天送抵卡塞勒和多佛的决策，以及二十八日清早交给阿布里亚尔和魏刚的资料——全都跳过了他。同样地，原因很可能是法军通信彻底崩溃。

现在布朗夏尔知道消息了，戈特竭尽所能地带领他进入情况。戈特表示，他必须命令毕洛将军的第一军团也朝敦刻尔克前进。他们和英国远征军一样，都必须保住性命，以便日后反攻。比利时出局之后，盟军已没有机会继续坚持下去，倘若不撤离，就必须投降。

布朗夏尔踌躇片刻，不过在此关键时分，毕洛将军的联络官抵达，表示第一军团太过疲倦，完全走不动了。问题解决。布朗夏尔决定留下军队驻守里尔地区。

戈特火冒三丈。他坚称毕洛的部队不至于累到无法花点力气拯救自己。他再次强调，撤离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布朗夏尔维持强硬。他愤恨地说，撤退对英军而言很简单。“英国海军总部无疑为远征军做了妥善安排，但是法国海军绝对无法撤离法国士兵。因此，一切终归徒劳无益——撤离的机会比不上耗费的力气。”

布朗夏尔毫不动摇。他最后提问，即便知道法军不打算一同行动，英军是否会继续撤退到敦刻尔克。波纳尔气炸了，加重语气地说：“会！”（Oui!）

而当天下午，在位于斯滕韦克（Steenwerck）的法国第一军团指挥部里，毕洛将军本人跟英军四十四师师长奥斯本少将之间，也出现了一场类似的对话。奥斯本计划将四十四师撤离利斯河，因而前来跟左邻的法军协调行动。他很惊讶地发现毕洛将军根本没打算撤离。奥斯本费尽唇舌，包括以盟军的团结守则说服他，但是毕洛完全不为所动。

然而，毕洛后来必定改变了心意，因为当天下午稍晚，他解除了劳伦斯将军（de la Laurencie）第三军团的任务，指示他们朝海岸前进。他本人则决定跟其余弟兄留在原地，战斗到最后。

他们似乎全被誓死最后一搏的观念蛊惑了——或许除了挽救国旗的荣耀，别无其他目的。“他满口都是国旗荣誉的故事。”波纳尔从布朗夏尔口中再次听到这类说辞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我仰赖你们拯救一切可以被拯救的事物，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荣誉！”魏刚对阿布里亚尔发出这样的电文。“如果布朗夏尔的部队难逃厄运，就必须光荣地倒下。”将军对弗威尔少校说。在魏刚的想象中，当结局终将来临，最高指挥阶层扮演着特别光荣的角色。与其逃离巴黎，**不如像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那样，坐在高官座椅上静待蛮族进城。

不过，这类喊话或许能抚慰高层人心，却无法鼓舞战场上的法国大兵。他们受够了老旧的枪炮、马车运输、蹩脚的通信、不足的装备、不存在的空中支持，以及慌乱失措的领导高层。五月二十八日，皇家野战炮兵团第五十八营在撤退途中遇见一大群法国士兵坐在壕沟里休息、抽烟，其中一人对着会说法语的英国大兵解释，敌军无所不在，完全没希望逃脱，所以他们索性坐下来，等待波克大军来袭。

然而总有例外情况。一支与团部走散的法国坦克中队，在戈尔（Gorre）加入皇家爱尔兰燧枪兵团第一营，大大强化军队的阵容。队员拾起被英军、法军和德军丢弃的武器，并且举起酒瓶加油打气。他们带着极高的热忱作战，笑声震天，每次击中目标便停下来跟战友握手致意。当燧枪兵团终于接到撤离命令，坦克中队决定留下来继续奋战。“祝好运！”（Bon chance!）他们对着离去的燧枪兵团呼喊，随即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劳伦斯将军是另一个狂热的法国将领，他还不打算束手就擒。上级的优柔寡断和失败意识让他非常恼怒，他曾两度试图把他的第三军团移转到戈特的旗下。此刻，毕洛解除了第三军团的任务，他立刻带着两个师的弟兄朝敦刻尔克出发。

第一批战斗队伍已经进入周边防线的范围内。掷弹兵卫队第二营回到菲尔讷，依旧踩着阅兵大典般的精准步伐，稳定而有节奏的脚步声回荡在中世纪的市集广场内。尽管有些人制服破了、帽子丢了、身上缠着绷带，但是看过白金汉宫卫兵交接仪式的人，绝对不会认错他们那熟悉的挺拔仪表、干净清爽的脸庞，以及肃穆的表情。

密德萨斯兵团第一营及第七营在后头不远处。他们是一支本土军，虽然专业度远远不及皇家卫兵团，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全心投入作战，也曾尽自己的力量负隅顽抗。此刻，他们穿过菲尔讷，最后停在往东三英里的东代恩凯尔克（Oostduinkerke），距离尼约波（周边防线的东陲，也是因比利时投降而守备最薄弱的地方）一英里左右。克利夫顿将军拼凑出来的杂牌军已经进入作战位置，但是散得很开。密德萨斯营队将在这里加强防线。

新来的兵力拉开伪装网、挖出狭长的壕沟，在沙丘和灌木丛后安顿下来。然而完全没有敌军的踪影，终于能够安安稳稳地小睡片刻，感觉真好。运动战已经结束了，在团军士长“大艾克”柯顿找到他们并且想出新的折腾方法前，最好抓紧机会好好补眠。二等兵法尔利只希望“大艾克”不要太早找到他们。

戈特将军也退到了周边防线的范围内。五月二十八日下午六点，英军总司令部在拉帕讷启用，设立在城西的一栋海滨别墅里。这个地点选得很好。在一战的苦难岁月中，这里曾经是比利时艾伯特国王的住所，继而在二十年代成为老国王的避暑行宫。因此，它具有大型的强化地窖和充沛的电线网，伦敦与布鲁塞尔间的电话线路基本上就从别墅的门前经过。戈特与丘吉尔、陆军总部以及多佛的拉姆齐之间，再度只有一通电话之隔。

各军团的团长也在二十八日纷纷进入周边防线：第三军团在敦刻尔克，第二军团在拉帕讷，而第一军团则在中间的布赖迪讷。第一军团的指挥官巴克尔中将（Michael Barker）此时已经彻底累坏。他是参与过波尔战争的资深老兵，闪电战让他吃不消。一抵达位于海滨步道西端的团本部，他就退到地窖休息，偶尔召唤助理军需官兰森少校过来汇报情况。

海滩上的场面让兰森大为惊愕。一大群来自各个后勤单位的军官和士兵四处徘徊，朝德国军机胡乱射击。即便兰森拿手枪抵住几个非常资深的老骨头，仍然无法让这群人建立某种秩序。最后，他请来第三军团指挥部的助理作战官吉姆逊上尉。后者的解决方法，是命令这群乌合之众排队集合，仿佛进行检阅一般。然后他郑重地操练他们，下达各种常见的口令。没想到这群人乖乖配合，立刻恢复秩序。对兰森而言，这起事件不仅显示操练能达到什么成效，也透露出最一丝不苟的人类机制——一名皇家卫兵有怎样的能耐。

布赖迪讷的混乱情况，很快传到正在敦刻尔克调度登船事宜的坦纳特上校耳中。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指派任何岸勤小队到那么远的海滩管理秩序。不过，东面防波堤和玛洛海滩目前已在掌握之中，布雷显然是下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据说那里有五千名士兵，绝大多数士兵没有上级军官或任何形式的领袖。

二十八日下午五点左右，坦纳特召见理查德逊中校和另外两名军官科尔中校和克劳斯顿中校。他表示希望有一名军官带领一支岸勤小队，前往布雷安排在那里等候的五千名士兵登船。三名中校当下都没有任务在身，因此决定抽扑克牌，让输的人去布雷。理查德逊输了，但是他说面对如此庞大的任务，他需要另一名军官陪同。科尔和克劳斯顿再度抽牌，这一次科尔输了。“赢家”克劳斯顿得到这三人认为最简单的任务，那是管理防波堤。

于是理查德逊和科尔带着十五名水兵搭乘军用卡车前往布雷。尽管只有七英里的距离，但是路上人满为患，而且路面坑坑洼洼，他们整整花了一个钟头才抵达。晚上九点左右，岸勤小队踏上海滩，开始安排登船。

此时天色昏暗，在逐渐消退的微光中，二等水兵尼克松以为他看见从沙滩伸向大海的许多道防波堤，然后猛然发现，这些“防波堤”其实是由每列八名士兵组成的纵队，从沙滩直直延伸到海中。最前排的士兵自腰部，甚至肩膀以下都泡在水里。

五千名士兵？两万五还差不多吧。理查德逊立刻透过在外海盘旋的驱逐舰发送信号，将情况告知多佛和海军总部，再次紧急要求调派小型船只和机动艇。

与此同时，他们必须“权宜行事”。理查德逊在军车后舱设立指挥部，几名水兵开始将士兵分成五十人一批，其他人则朝海中丢掷救生索。海滩的倾斜角度很小，即便小船都很难靠岸。

“多么混乱的一夜，”科尔几天后写信给妻子，“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军队中的闲杂人士，而不是战斗的士兵。队伍里没有几名军官，而在场的军官全都毫无用处。不过靠着喊话、安全保证以及我们的海军制服，我们让这群乌合之众恢复了秩序。”

小船的操作人员也同样尝尽苦头。“希尔达号”斯固特当天下午稍早抵达，由于船只吃水很浅，舰长葛雷中尉设法将船停在海滩涉水能及的地方。士兵们一拥而上，彻底包围船只，争先恐后爬上从船艏抛掷下来的梯子。但是梯子没有固定牢靠，士兵疲惫不堪，而且海水逐渐上涨，士兵们纷纷跌入海中。“希尔达”的船员费了超人的力量，才将一整群笨手笨脚且浑身湿透的士兵拉上船。

到了晚上七点，五百名士兵上了葛雷的船——比起等候中的两万五千名士兵，这个数字实在不多，但这已经是船只的承载极限了。他将士兵接驳到外海的驱逐舰，然后回头搭载另外一批。此刻正在退潮，“希尔达号”很快停在水深只有两英尺的沙滩上。四百多名士兵蜂拥而上，等到凌晨一点半，另一波海潮帮助船只脱离浅滩时，“希尔达号”再次载满了士兵。

就在不远处，“道杰岬号”（Doggersbank）斯固特也在从事类似的工作。稍早，舰长麦克巴奈特中尉抛下了移泊锚，将船只固定在浅滩。它比“希尔达号”更接近海滩，但是水深依旧有六英尺，这让士兵无法涉水而来。中尉派出一艘工作艇和一艘橡皮艇，将士兵接驳到船上。两只小艇一上岸，立刻被士兵包围、淹没。他们救出小艇，继续工作。到了晚上八点，麦克巴奈特的船上大约有四百五十名士兵。够了。他运用移泊锚将船拉出海滩，脱离浅滩之后，他也将这群士兵运送到外海的驱逐舰，然后回头接运更多士兵。

这成了海滩上的固定模式，无论在布雷、玛洛还是拉帕讷都一样。救生艇、划艇和工作艇在水边接运士兵，送到停在近海的小型船只，后者再将弟兄们送到外海上越来越多的驱逐舰、扫雷舰和邮轮。等到载满了人，这些大型船舰就会朝英国出发——又多了一批军队可以回家。

这是个实际可行的计划，不过速度非常缓慢。举例来说，每一艘斯固特平均每小时只有一百名士兵登船。难怪大伙儿神经紧张、焦躁不安。

绝大多数士兵看不见海滩上的行动，他们站在队伍的尾端，或者在海滩后方的沙丘等待，想破头也不明白为什么如此慢慢吞吞。黑夜里，他们什么都看不到，只除了偶尔在粼粼的水光中瞥见几艘船只的剪影。他们只能听见海潮的稳定节奏，以及时而传来的船桨撞击声。

他们又累，又冷，又饿。佛兰德斯海岸的五月夜晚寒冷刺骨，弟兄们很想念他们在热气蒸腾、尘土飞扬的撤退路上丢掉的厚外套。配给的粮食吃光了，现在也不可能从田野中找东西吃。总司令部通信员凯伊中士在海滩附近找到一罐七磅重的豆子，堪称一大发现。他跟几名幸运的伙伴用手抓着吃，仿佛在吃什么高价的巧克力。

在玛洛海滩，达西中校也同样因为无止境的等候而烦躁不安。他将他的炮兵团聚集在沙丘后方的砖厂里，那是极佳的掩蔽所，但是完全看不见行动的实际情况。最后，他命令手下的沛恩中尉带着信号灯“下去海滩召唤海军”。

沛恩毫无头绪该怎么做，不过，他在通信手册上找到标题为“召唤不明船只”的内容。他仔细依照指令将信号灯指向大海，不抱任何希望。没想到夜色之中，一道回音闪烁而来，指示他们将部队带到海滩。他匆匆忙忙地回禀中校，得意扬扬。

二十九日凌晨一点半左右，海上刮起了强风，意味着风浪增大，登船速度变得愈加缓慢。在布赖迪讷，理查德逊中校的工作进度迟滞不前，于是他决定停止登船行动，开始将部队遣回敦刻尔克。或许从防波堤登船会快一些。

确实如此。坦纳特上校将敦刻尔克港口东面的防波堤当作临时码头使用，已经过了二十四个小时，冒险一搏得到了回报。源源而来的驱逐舰、扫雷艇、渡轮和其他蒸汽轮船沿着防波堤停靠、接运部队，然后返回英国。克劳斯顿中校负责管制人潮，当他和理查德逊及科尔抽扑克牌决定哪个倒霉鬼前往布赖迪讷时，克劳斯顿赢得了这项“简单”任务——防波堤的管理。

克劳斯顿是加拿大人，身材魁梧、个性强悍，善于运动又爱开玩笑。身为优秀的冰上曲棍球球员，他驻扎朴次茅斯的时候，经常将人员组织成曲棍球队。他是个精力旺盛的人，而这项新任务需要他的每一分精力。

有关防波堤的消息传开来了，如今有成千上万名毫无秩序的士兵聚集于此，排队等候上船的机会。在皇家炮兵团总部内勤二等兵华纳眼中，这就像有声电影刚刚问世时，电影院前无止无尽的人龙。不过其他人倒觉得更像尖峰时刻的伦敦，或者一场橄榄球混战。克劳斯顿稳稳地站在防波堤底部，不苟言笑地面对群众，手拿传声筒高喊口令，将一连串的士兵分配给一连串的船只。

最初主要是驱逐舰。五月二十八日上午，超过十一艘驱逐舰满载士兵。“军刀号”的狄恩中校证明了他们的行动速度能有多快。当天稍早，他于两小时内从海滩上接走了一百名士兵，他在多佛只花了五十八分钟调头，然后返航，上午十一点就在防波堤边停稳。这一次，他载了八百名士兵，中午十二点半起程返回多佛——平均每小时搭载五百四十人，远胜过海滩上每小时五十人的速度。

然而他的工作还没结束。下午六点二十分抵达多佛后，他重新加满了油，十点半再度动身回到防波堤畔，准备当天的第三趟任务。这一次他只待了三十五分钟，接回了另外五百名士兵。

二十八日傍晚，各式各样的船只加入驱逐舰的行列。“薄纱号”扫雷舰在晚上九点四十五分抵达，半小时后载着四百二十人离开。大约同一时间，“罗斯号”（Ross）扫雷舰接起了另外三百五十三人。“蒂利号”斯固特带领其他六艘小型机动船在十一点十五分停稳，接回了几百人。“梅德韦女王号”明轮蒸汽船在午夜前后抵达，载走将近一千人。舰长库克上尉提醒大厨罗素，准备应付“好几百名肯定有点饿的弟兄”。这句警告没帮罗素做好心理准备，面对厨房即将遭遇的攻击。这群人不是有点饿——他们根本饿坏了。

五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之间，船只整夜来来去去，而漫长的木头步道上，人潮像一列无止境的蚂蚁。有一阵子，落潮减缓了行动步调——未经训练的士兵很难从临时搭建的梯子和跳板往下垂降——不过人潮从未停止脚步。坦纳特估计，克劳斯顿平均每小时送走两千名士兵。

晚上十点四十五分，他首次向多佛传送乐观的形势报告：

从法国方面来看，整体而言，明天将持续保持今天的状态。只要战机充分掩护，部队将以全速登船……

发电机室开始萌生希望，说不定能救回不止一丁点的士兵。五月二十八日的撤离人数达到一万七千八百零四人，这是二十七日的两倍。他们还得更加努力才行，不过起码此刻是往对的方向前进。

还有其他好消息：海军总部如今把英国海域上的所有驱逐舰，全都交给拉姆齐调度；X路线的**终于清除干净，前往敦刻尔克的航程从八十七英里缩减为五十五英里；尽管比利时宣布投降，但盟军依旧守住了滩头阵地；一场险恶的暴风雨转向，风浪逐渐减弱；陷入火海的炼油厂窜起熊熊黑烟，遮住了德国空军对港口的视线；伤亡人数很低，令人庆幸。

除了“海峡女王号”，当天唯一的重大损失是一艘小型的明轮式蒸汽船“布莱顿美人号”（Brighton Belle）。这是一艘迷人的古董船，看起来仿佛出自玩具店。它从拉帕讷的海上拉起八百名士兵，摇摇晃晃地朝英国返航。当船身猛然撞上一艘沉船，工兵瑞德正缩在锅炉室想办法弄干身体。“什么都吓不倒我们。”一个从伦敦东区来的老锅炉工乐观地叫喊，不过海水汩汩涌入，“布莱顿美人号”开始下沉。部队一边在甲板上跌跌撞撞，一边鸣笛求救。幸好附近有其他船只前来接走所有人，就连船长的爱犬也不例外。

如果伤亡人数能维持这个水平，发电机室就有合理的理由抱持乐观。整体而言，撤退计划正顺利进行，而当天最严重的危机——比利时投降所造成的防线缺口——也已经成功弭平。对于仍然在撤退走廊北上的大批部队而言，还有另一个理由维持希望：在填高的道路两边，田野开始进水。法国正设法淹没海岸以南的低洼田地，就连德军的精锐坦克都很难继续前进。

不过，另一项新的危机已然浮现，让焦点从陆地又回到海上。问题已经酝酿多日，但是没有人多加注意。此刻，在五月二十九日凌晨，危机突然爆发，为拉姆齐中将和他足智多谋的手下掀起一场全新的挑战。